20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与诗学观念引导形成外国诗学传译派；文化诗学派则“致力于古典诗学的重建，将民族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融合在一起”；而最具影响力的是后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诗学派”；鲁迅、朱光潜等知识精英，成为贯通上述三大诗学形态的代表性学者。这是学界近年描述百年中国现代诗学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其中关于文化诗学派民族特色的阐释，越来越强调其理论形态生成的当代价值。

西方文化诗学的解释学路径表明，它对诗的形式、技巧和诗的本体特征并不特别关注，文化诗学试图“通过文学去复兴一种文化精神，表现一种文化精神，强化一种文化精神，它要通过文学与文化的解释去探寻一种文化的变动性特征，去探寻文化的创新性与变异性，文化的神秘性和时尚性，它还要通过文化本身的发掘去理解和把握人的一种内在生命精神，人的一种文化社会心理和生命价值取向。这样，文化诗学关注的是精神上的人，历史中的人，文化中的人，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类精神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文化诗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博大的理论胸襟，在于以人的研究为终极目标，具有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视界。与文化哲学的理论目标比较，文化人类学不是试图改造文化，建构新文化，而是正视文化本身，描述文化的形态并解释文化的历史成因。文化哲学重视精神活动的特殊性，文化人类学重视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对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尤其是文化的原生性和独特性感兴趣。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思维方式“看待、思考和研究”文学的文化诗学——“文学人类学”，其核心与基础的文化概念，“对原有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都有巨大牵引力和穿透力。文化概念提供的宏观整合性视野，是文、史、哲、政、经、法等所有学科都没有也都需要的，因而自然发生了超越学科界限的新知识整合与重建过程。目前这个过程依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给各个学科带来与时俱进的变革机遇。”影响到具体的诗学研究，强调“原初的文化事实与文学之共生关系”，强调文化的多重因素对其民族的社会、心理和生活的广泛影响，强调文化性因素本身的特殊地位，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民间文学现象，而且“能够极有说服力地找出民间文学与经典文学之间的有形精神联系，并能对文学的功能、价值、趣味形成深刻的本有的认识”。而且，因为强调“文学与文化的互动性关系，人与文化的互生性关系”，可能突破形式主义诗学的纯粹美学立场，意识形态诗学专注于社会功能的局限，深度反思当下高校学科本位主义的弊端。总之，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诗学（文学人类学），把文学置于文化之中，突出文学的核心地位，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性关系；通过文化去理解文学的形式生成过程、功能实现过程，文学的生命价值取向和艺术表现形式；同时，考察文学所保存的时代文化状貌、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现代生活形式……文学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实际运用于20世纪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史研究，可能根本上松动“构成中国文学学科基础的西方现代性文学观及知识范式”，诞生本土文化立场的中国现代诗学形态。

就文献学方法而言，本土文化立场的中国现代诗学形态建构，就与上文审视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历程应用“历史科学性原则”的研究思路，存在观念认识与方法应用的实质区别。蒋济永博士指出：中国传统诗学史把握过程性时，一般采取两类方式：或者“史学”方法，“重在诗学文献作品资料的收集、考订、整理和编排”，“让诗学作品事实来呈现”诗学发展的历史；或者采取诗学思想“述评”结合的方法，将诗学发展历史作“历时”描述，诗学文献资料一般“根据‘史’的撰写者的视野、爱好、判断力和对资料的把握程度变化而变化”。“第一类‘诗学史’把握，很实证，但诗学文献资料的呈示绝对不是诗学历史本身，诗学史不是诗学文献史，这正如历史绝对不等同于历史实物史一样。但作为诗学的历史研究，必须首先有诗学文献、事实。第二类‘诗学史’把握，事实上是把诗学史变成‘思想史’……很容易限入‘六经注我’的史学藩篱。”应用“历史科学性原则”审视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历程，一心一意通过对百年“诗学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史“历史演进过程”的想法，似乎正好成为上述两类“诗学史”方法缺陷的叠加。

本土文化立场的中国现代诗学形态研究，首先认同“过程诗学”文献学方法应用的“还原性策略”：不是力求文献的“全貌性”真实，而是“对诗学本身变化的过程和阐释者阐释的过程进行全面呈示”，这个基本目标两方面的含义是，“展示诗学本身的概念结构、表达方式、思想观念和形态的内在‘关系’的变化过程”；“演示阐释者阐释的方法和规则”，“回到具体诗学话语形成的特定语境中去”。其次，进一步接受“非文本诗学”的学术新概念，从文化生态的视野审视和研究文学：（1）研究对象“从文本向活动扩展，以还原文学文本发生和传播的活态过程，认识文学意义生成的生态根据”；（2）研究视野“从经典向民间扩展，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建立起多层次的文化生态意识”；（3）研究的理论范式“从规律到特殊，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4）研究方法则“从书斋到田野，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

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形态的“还原性”认识，就20世纪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侧面，即包括从常识的新诗文体特征开始——新诗文本——新诗艺术形态——新诗文化形态——新诗本体形态——新诗文化生态等6个诗学阐释过程阶段，至少涉及以下14个中国现代诗学形态史命题：（1）新诗代表诗人的创作活动及其代表作文本形态；（2）新诗流派的相关活动及其代表作文本形态；（3）特定时代的新诗文学文本创作、接受形态；（4）现代传媒技术运用中的新诗文学文本形态；（5）音乐文本的新诗形态；（6）文学文本的新诗形态；（7）新诗文本的其他艺术形态；（8）语言艺术新诗的本体形态；（9）新诗的文化本体形态；（10）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传统形态；（11）与外国诗歌关联的新诗形态；（12）与中国民歌关联的新诗形态；（13）百年中国新诗的理论阐释形态；（14）百年中国新诗史亲历者个人口述的文本形态等。

迄今为止，开放体系的中国现代诗学形态，有两类互补印证的基本形式：以作品链为基本线索的中国现代诗学系统，如吕进《中国现代诗学》；以描述具体创作现象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现代诗学个案，如全方位考察诗人创作经历的《诗美创造的过程描述》。“过程描述”是一个急待扩展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后者的文学人类学理论应用，非常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