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学界和出版界人士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只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就会有光明的前景。在让我们的文学“走出去”服务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作品提供服务以及用什么样的途径服务等环节上，尚有许多工作要做。部分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专家们谈到，以前我们推出文化产品时有太多的功利目的，包括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但如果我们的文化产品进入不了国外的主流市场，那对于消除国外对我们的偏见所起的作用就会很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说，中外文化交流目前主要缺乏深层次上的文化沟通，也就是说还没有让双方在心理上达成一种默契。我们的文学“走出去”，不光是针对精英层次的，还要考虑到国外那些对中国文学抱有浓厚兴趣的普通民众。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后者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让人家读懂并理解我们文学作品的鲜活内容，是消除沟通障碍和误解偏见的最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彼此间的“灵魂共舞”。

企鹅出版社中国分部副总经理王珍也认为文学实际上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她说，之所以有的外国小说在中国卖得不好，是因为大家觉得那种生活和情境离自己太远了，无法产生共鸣。王珍说，我们以前引进过胡赛尼的《灿烂千阳》，有人称读后有想哭的感觉，但也有中国人觉得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苦。再比如企鹅出版社买下盛可以《北妹》的版权，放到国外推出的时候会和第三世界的移民问题关联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说，中国作家的主要写作对象还是本土的读者，直接翻译成外文的话，当然会感觉话语不匹配。这时必须要有高品质的翻译能跟得上，可以让国外读者更容易接受，并从中发现中国文学新的东西。陈众议认为做好翻译确实需要天分。他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翻译学已经变成一门重要的独立学问。以前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作家，对于作品的风格把握很有讲究。但现在翻译水准并没有提高多少，反而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也许跟我们社会整体的浮躁有关系。不能光指望个别汉学家，实际上更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翻译要做到神形兼备的确很难，因此才更需要从译好每个字词做起。

王珍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时不要过于强调它是一个地域文学概念。其实，大家看作品很多时候是按类型来划分的，比如爱情、悬疑等，而非国别。出版社买版权也和买其他商品一样，大家是需要一个理由的，会在评论里面说这本书为什么会打动你，它对于外国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吸引人之处。从成熟的出版行业来讲，一家出版社也希望培养作家，让他能够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使作品获得更广泛的认知。

陈众议认为与国际接轨要考虑充分利用国外的发行渠道。包括类似于代理性的机构，能够知道我们推出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卖点在哪里，这样会省去我们很多的摸索。

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一等秘书戴维礼表示，在到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看到中国在支持文学“走出去”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同时也体会到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之间有着比较广泛的不平衡。他希望在明年的伦敦书展“市场聚焦”中国主宾国活动中，与中国文学界能够有更加广泛的合作。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谈到，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需要我们付出巨大耐心的工作，不要总是寄希望于短时间内就见效，应该一点一滴地多做基础性工作。过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看，局面也许会完全不同。书要一本一本出，杂志要一期一期做，最终肯定是会有效果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不一定是一马平川的高速路，也会遇到艰难而漫长的山间小径，只要我们扎实迈好每一步，我们的文学之灯的光芒会渐渐地越来越亮，能够照到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