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颇有惭愧之感，在我写作《石瑛传》之前，尚不知石瑛先生是何许人。我是2007年夏在鸡公山上听到石瑛这个名字。朋友说此人在1905年1月于布鲁塞尔协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军事秘书、全国禁烟总理，两次留欧17年，第一次留欧前中清光绪癸卯科举人……我当时只是听故事。在朋友提出要我为石瑛先生作传时，我立即婉拒。原因当然有很多，他是国民党元老，有关史料的收集定非易事；对某些历史旧案的评价分寸也难以把握，况且我不是湖北人，对产生这样一个人物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背景不甚了解，等等。但令我最畏难的，是我不能进入这位学贯中西的人物的学养世界，作者与传主之间在修养上不可同日而语。朋友却坚持要我写。而且为石瑛先生作传，是武汉市政协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活动之一。因此，我只敢答应先看看有关资料再决定。

在看过部分资料之后，我反而更加畏难，石瑛先生是国民党“一大”由中山先生亲笔书写名单的24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之后历任高官，在民国时期即被时人誉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现代包拯”、“不让海瑞、于谦”、“布衣市长”、“湖北的圣人”、“现代古人”、“正义的化身”……以我这种在“破四旧”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的学养，实难写好这等人物。最后在难以推脱的情况下，促使我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是石瑛先生在台湾和海外的学生、旧属以及他们的后人写的忆念石瑛先生的文章。我能见到的文章有些是20世纪80年代写的，令我感动的不仅是文章所记之事。石瑛先生逝世于1943年，也就是说在他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仍有民间人士著文怀念他，而这些人与他已无丝毫利益关系了，那纯粹是崇敬之情的驱使，可知那是怎样一个人了。

我先确定了石瑛先生的精神内核——一个继承了传统士大夫风骨、具有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旷代爱国知识分子。之后，我用一年多的时间研究有关资料。这当然首先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事业的继续。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容置疑。辛亥革命为什么会爆发，辛亥革命前的百年历史铸成了原因；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辛亥革命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展望辛亥革命的下一个百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必将实现的。

关于湖北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石瑛先生的原籍湖北省阳新县的历史、风土人情也是必须要了解的。“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把人物放在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的“原生态”环境中，难以得到性格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当然，还得熟悉与石瑛先生有关的同时代的人们，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必定是众多精英人物共同推动了历史车轮。

在基本熟悉上述情况之后，我为写作定下了几个框子：一是把人物放在民国史的大背景下去表现，写出鲜活的人物来；二是追求“民国原味”，人物言行必须有民国的时代印记，以语言为例，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语言是最有特点的，他们熟读古文，又处在白话文改革的时代，他们得到了汉语之源，又开拓了汉语的现代之流，他们的“文夹白”既不生涩又不平淡无味，很得汉语的妙用；三是学习司马迁的传记笔法，以史实为根据，从主人公的童年、青壮年到老年，写出长篇传记，真实地表现石瑛先生的一生；四是不刻意突出党派、政治斗争，又不脱离党派、政治，但要统一到中华文化这个根本上来。石瑛先生是国共两党都承认、肯定的人，这在民国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现象。与其说这是石瑛这个人物本身的魅力，不如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化身”。

在写作中，随着对石瑛这个人物的了解、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最初定的框子还不足以准确地表现石瑛先生的思想和全部精神世界。比如：在那个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石瑛先生既不固守传统，也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调和道路，中西文化和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这在清末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极少见的现象。因此，书稿再三修改就不可避免了。

本书虽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还是有不少遗憾。有许多资料不在大陆，我无法看到。但本书的写作使我大为受益，我总算了解了一点民国历史，我追寻石瑛先生的生命轨迹，沐浴一个伟大灵魂的烈烈光焰，心灵穿行于民国历史的波澜之中，才知那是一个伟大而混乱的时代，一个黑暗与曙光同在的时代，一个死亡与新生大搏斗的时代。我也总算认识了民国人物身上的特质——于传统而言，他们国学根基深厚，于现代而言，他们汲取西学精华，我终于明白那个时代为何大师灿若群星！我也深深感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的。

一个无愧于历史的人，历史终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