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年军旅文学创作，从军旅题材影视剧收视率攀升得异乎寻常，到不在少数的军旅作家义无反顾投身编剧的热潮，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似乎所谓的“第四次浪潮”真的气象万千地汹涌而至，是不是就应该判断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最为雄浑的时刻已梦想成真？这种惊喜比现状更为耐人寻味。更接近真相的事实是，通过非原创性的类型化写作可以发现产生精品的艰难性，军旅文学在经历过表象的繁华之后，“不是指向天空，而是指向希望”，需要放慢节奏沉淀出慎莫“速朽”的时代不朽佳作。
已然成势的题材“格式”
无疑，军事题材本身的特质和当前社会生活的某种趋向构成了读者对这一类作品的情有独钟，这种文化现象令人想起一种精神的奔走，似乎是人们已经厌倦了冗庸的生存本相的呈示，开始恢复更接近灵魂“回家”的本能指向。这是当下多元社会图景中人们面对工作和生活压力而呈现出的无奈投射，希望能够更新生活状态进而追求归宿感，于迷阵中寻求一种精神突围和对生命活力的自我求证。
然而，长期的和平生活，军人在战场上的固有期待被庸常化的琐细事务兼并，那种过去的时代光辉和英雄主义品格隐匿于现实和理想的挣扎过程之中，甚至被现实中的矛盾击打得无所适从。在《我在天堂等你》《楚河汉界》《音乐会》等军旅历史题材力作之后，作家们图省事也好，避难就易也罢，纷纷投注军旅历史题材。一时间，这样的取巧策略蔚为大观，已然成势地作为一种题材“格式”存在，覆盖了小说、散文，甚至诗歌领域，而军旅长篇小说领域尤为严重。从近年军旅长篇小说来看，军旅现实题材较之军旅历史题材的确冷冷清清。虽然《醉太平》《突出重围》等力作逶迤而出，但对近年倾向性的军旅文学的创作内伤而言，治疗效果不断反弹。似乎我们该宽容地忽略重题材本身，而作家驾驭题材的功力才是重中之重。但是，当军旅作家作为个体面对现实委实无能为力时，作品不等于说不去承载。作家有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而回避矛盾显然弱化或消解了这一重要职责。
毋庸置疑，军旅作家在处理和平时期军营题材时遭遇掣肘在所难免。那些特殊的政治话语，那些意识形态上的惯性，更有对当下部队生活经验的缺失或不足、对矛盾反映方式的担忧和无力等等，如何反映当下军人的价值观念、战斗精神、职业追求甚至情感表达等，概念化的模式显然急需突破和超越，但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军旅作家们尚在探索。设若有一个成功或者不见得多么成功的文本先行站起，接踵而至的模仿等所谓的创作方向便在千头万绪中暂时领先，不可避免的事就这样发生了：类型化的创作题材带来类型化的人物性格及类型化的故事和情节推进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艺术观的缺席和作家想象力的终结。
而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军营生活和新技术时代对战术、武器、兵种以及部队官兵知识结构的表现空间，较之以往更需要与时俱进的眼光和笔触。越是矛盾的就越是需要处理的，处理的技巧恰能反映作家的创作功力和艺术审美，而不是动辄宏大叙事，动辄大视角全方位，动辄高科技解构等，这些题材的堆积如山只有一种解释，以作家个人所谓的优越向市场炫技和臣服，似乎惟其如此，才是卓而不群，才是大手笔。
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军营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假如军旅作家们能够承认这一点，也就应该承认创作中的精神磨难这一法则，在不断加深的孤独感中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和他笔下反映的世界是心心相印的而非互为陌生甚至厌倦的。军旅作家面对多元文化的冲撞和空前复杂的生活不迷失不规避，内心孤独是一种必须的参省。孤独是拥挤的心灵中一方隔断了浮躁气的天空。数月创作几十万字的作品是难以厚重难以感悟透彻的，纵然上电视借新闻造势，也不可能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是作品的致命伤，它能埋葬蓬勃的创造力，宣布一个军人责任和使命的完结，罢免境界，折翼一个作家的想象，使其主动放弃军旅文学创作上的出路。
渐行渐远的人物“个体”
法国有句格言，“一有个性，事情就糟了。”眼下的类型化创作趋向，之所以纷纷模仿，在于这样做往往能从方便的来源获取需要的东西，正如重建都是基于以往的经验定式和审美需要。可似曾相识的阅读体验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更多的似曾相识只会是一种折磨，如熟悉的故事进入方式、语感，熟悉的平民化英雄形象，熟悉的人物关系和场景等等。
首先是不乏世俗体热的英雄人物，他们和之前众多不可企及的英雄相比居然可以触摸，甚至可以毫无距离地对话。李云龙、石光荣、姜大牙等比较成功的英雄像普通人一样，有爱有恨也敢爱敢恨，他们离弃了高大全式的完美和冰冷，读者在个体阅读记忆中惊喜地找到参照的坐标和追求的无局限，亲英雄近英雄以至成为英雄的理想是那样具有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这是一个重建英雄叙事的突破，他们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理想、崇高信仰或者粗砺的健全人格的文学崭新想象和英雄精神的期待，在一定时间内形成了广泛、持久、向上的精神力量。
这些腾起烟火气的英雄形象，是人们重新寻找激情和远去的英雄的渴望。但是，英雄的大众化、平民化追求过程是否要达到终极目的——类型化阅读？英雄视角改变后，英雄形象再次走入了一种模式，新时代军旅作家塑造的英雄成群结队，他们的性格差别微小，他们的语气语调类似，他们的形象复制粘贴……往好里说是“异曲同工”，实质上是作家完成了一种机械复制，人物的性格变得富有规律和程式化，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个性阉割。如，匪气是不能忽略的套路符号特征。他们淡视“规则”，他们骂天骂地，他们好色、狡狯甚至粗俗，似乎惟其如此性格才有了人物的真实性和丰富性，才是充满人性特征的真英雄，否则，便不能称其为英雄了。事实上，从高大全式的英雄已走入了一种不乏匪性的所谓英雄描写，形成了似乎将之放到普通人群中如不被轻易识出便不是英雄的另类理解，规定了这类英雄形象挤入一种新的英雄范式，这种范式注定会加大艺术在不断重复且继续重复中走向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在英雄主义主题下成批量生产出不无匪性的英雄形象，从潜意识影响了人们对英雄形象的期待，审美理想也从“仰视”到“平视”，分寸感拿捏稍有不慎，便会走向“俯视”，这种结果将会导致受众人生观的“灰化”。
想象是无所不在的。尤其是当面对无法超越的性格模板，面对无处突围的写作习惯，作家需要爆发出的是惊人的想象能力和顽强的内在韧性。它会携带沉重肉身，不断攀越各种“规定”的巨大障碍，去领略那些在新军事变革中的现代军人于庸常状态下的生命活性，去敲开那些矛盾冲突中的精神之门。军旅作家们让笔下的人物性格离开“认亲”的拥裹，重新振荡想象的翅膀，梳理军营官兵们生活的内在秩序，使作品真正回到创作主体的想象之中，回到独属于作家证明自身创造和想象的诗性部落之中，而不是“赶集”一样驱赶着笔下的人物走马灯般地串场。
异质疏松的语言“轨道”
文学的恒常标准只能是文学。文学需要语言这一渠道呈现其特质。这种呈现过程不动声色地附着上了作家个人的创作惯性和风骨底色。从一定意义上说，语言表述方式是一个作家汉语写作的才气展现和风格。诸如，同样的题材在不同作家笔下其语言感觉和思考维度的区别一望而知。如周涛的散文在诗人气质的流动下呈现出富有张力的语言厚度和唯美情怀。温亚军以不动声色的文字触摸人性有声有色的体温，具有似波澜不惊实则惊涛骇浪的阅读冲击力，给了作品异常灵动的智性风范。同样，有众多评论表现和文章出场频次的殷实，以诗人异乎寻常的灵敏准确淬火并审视军旅文学构架的独特思想骨架。《醉太平》“铁藜蒺”式写作，《楚河汉界》“哲学式”痛苦等等，均以极富韵致的干净准确、精练简约的语言设置悬念、曲折故事情节和思想穿透潜力，彰显军旅作家一贯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立场。
独属于军旅作品的语言底色不可或缺，语言技巧乃是作为军旅文学作品特有的凭恃。这并不是说语言能够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但它确可以宣告作品的艺术质地和作家思想是否乏力。
残酷的是，一些军旅作家因利益驱动也好商业需要也罢，不可避免地采用类型化写作，造成军旅文学的内质被一些军旅作品暗伤。不少已有成绩的军旅作家们的新作在以上原因的作用下一路滑行且不乏乖张离谱，从而自我重复或者重复他人，使语言缺失了应有的张力和意味。有的作品弃置对人物性格心理描写和事件的技巧叙述，跳过交代和必要的铺垫，被作家推着故事一路奔驰。有的作品则靠离奇夸张的情感纠葛吸引眼球，瞎编乱造游离生活，应该充分细腻的描写支离破碎，人物形象模糊拼贴，人物性格云山雾罩，黯然失色的语言在此种混沌中越发无暇顾及其基本的流畅，粗疏、生硬甚至不知所云等莫可名状的文字废墟俯拾皆是，更遑论意义和价值。
对于军旅历史题材作品，语言能够先行一步还原历史感的“味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它见证一个作家的文化积累和思想深度。但是，新近出版的作品却急煞煞地仅凭作家个人想象讲历史故事，而想象力又极为匮乏，历史的细节诸如时代风云、生活风俗等混迹于作品中便狰狞可笑起来，历史必然失去本体意义而沦为背景存在，那些当下人的生活情感、价值观念及时尚语言等必然会不合时宜地被充斥进来。这些，只能证明作家根本无法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很失水准地匆忙上阵。
不能不承认，优秀军旅作品渐流失于短视的急功近利的类型写作，语言表达遗憾地指向一种似乎“默契”的“通道”：故事离奇得离谱，描写省略得彻底。失去字斟句酌后的耐心表述，离开缺少推动力的故事情节，主动颠覆原有的叙事风格，在统一的“通道”里随意、主观地整合着不具备艺术性的作品，需要提醒的是，路还会走多远？能走多长？当作品从类型化的生产车间大批量生产出来，那些极具美感的语言，那些生动、深刻、意味深长的语言界定专用词，是否还依稀可见其值得依赖的真实性？
作品是个人行为的创造，而一旦写出后就不仅是作家个人的了，她承载着一种使命意义并打上了想象是否缺乏的标签。想象可以衡量一部作品的艺术高下。
军旅文学的发展潮讯应该在剥离类型化的不断追问中来到，呼唤创新呼唤现实性吟唱的中锋正笔激越浩荡，全面提高军旅作家们创造性的呼唤仍在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