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当代中国话语是一个涵盖了经济贸易、政治法规与新闻媒体等领域的广义话语范畴，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之前国内外的话语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一直没有在话语研究领域得到足够的重视。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办了“话语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专题研讨会，旨在促进当代中国文化话语研究与当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交流，并以此为契机，提出通过文化话语视角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的新思路。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新疆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全国十所高校的专家就如何让文化话语研究与民族文学研究交融互补以及民族文学研究如何创新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施旭教授纵观当代中国文化话语研究与当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在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进行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从话语研究的基本规则与范式出发，他首先提出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理念，指出中国文化话语研究需要突破西方固有思维，开拓中国话语研究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中国文化话语研究范式，并对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的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新的阐释。施旭教授提出，文化话语研究高度关注话语的文化互动、竞争属性，从该视角出发，民族文学的产出与接受、跨民族性和跨文化性、传播渠道、本土及全球影响成为亟需探索的新问题；同时，民族文学研究也需要构建整合发展、与主流学界对话的新策略。

刘大先则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来都不是在世界性的关系网络之外，只有从全球近代史发展的视野才能对其加以定位。晚清时从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天下观念向民族主义革命话语的转变表明了“再造中华”的国族观念的逐渐形成。因为应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族主义不得不压抑内部的少数族群（族裔）的话语。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文学才作为平等的“人民”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进入到国家叙事和学术规划之中。当下则需要对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本身进行反思，重新发掘“和而不同”这一中国传统的新的含义。

赵志忠教授从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出发，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族文学拥有平等的地位以及话语权。马明奎以满都麦小说为例进行个案研究，从核心意象、情节模式、人物原型、历史情境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描述其剖析人性状态、反思民族文化、承载理性思考的话语策略及叙述方式，评价其修复人与世界、历史、自然的关系，重建自然本体的后现代文化价值。

杨霞以藏族当代作家的非母语写作为例，以“第三空间语言”理论为指导，考察了藏族当代作家在用汉语写作中语言表述的混合现象，以及语言的民族性、文化差异性。

孟庆澍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1945年《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及各大报刊的评论，指出通过这些评介，颠覆了美国大众文化对华人固有的偏执，重塑了二战后中国新形象。

陈珏以对乌热尔图小说话语形态的分析为题，系统阐述了话语研究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目的与研究方法，从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构建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研究的框架，并以小说为例，结合语境从文本、语用效果及叙事策略对其小说的话语形态进行了分析。

胡谱忠则从观念历史的角度，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命名即“少数民族电影”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再到“民族电影”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命名变化的背后折射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变迁。李川从当下学者的学术担当出发，思考现代学者的社会良心和价值标杆作用，并提出应重视思想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重新审视少数民族的大书大人物。宗世海运用语言学的会话分析理论，以蒙语话剧剧本《金色的秋天》为例，从话题转换策略、礼貌称呼策略和其他礼貌策略三方面探讨了蒙语会话策略。

学者们普遍认为，以话语的视角审视少数民族文学，开拓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传统文学研究“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注入了耳目一新的新鲜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族文学研究》主编汤晓青教授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文化话语研究的跨学科对话表示肯定，并呼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要广纳更多学科与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加快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提升与发展。

话语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尚属空白领域，此次研讨会是国内首次以话语与少数民族文学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为以后的跨学科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民族问题的深入探讨创造了新的契机。

（陈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