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时进与重庆歌舞团合作推出的大型交响舞剧《邹容》，立足英雄辈出的城市，选择本土英烈的传奇，带领观众重温历史记忆。

选择了邹容，即是选择了“革命”。舞剧着力表现邹容振聋发聩的《革命军》，让中国人警醒：为了“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舞剧全身心地拥抱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诩的邹容，赞颂其以血肉之躯，铺垫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基石，在百年历史中羽化、飞升，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选择了邹容，即是选择了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舞剧不遗余力地揭示主人公的这种精神状态，无论是第一幕“噩梦”中的忧心、第二幕“呐喊”中的愤懑、第三幕“投狱”中的舍身，还是第四幕“惊雷”中的受难，这一情怀始终贯穿。对比当下某些“我爱国，谁爱我”的悲观情绪，舞剧充分彰显了邹容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具有的坚定信念和崇高品质。

选择邹容，也即选择刚直不阿、大公无私、不畏权势，为了民族的生存慨然赴死的境界。舞剧着力表现邹容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历史境况中，向内外强势霸权发出挑战檄文，表现其作为革命先知的智慧与斗志；“投狱”前在忠孝难两全的取舍中，表现邹容“舍小家，为大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为唤醒普罗大众而慨然投狱的壮举，则突显了邹容舍生取义的革命家的品质；而以在让人锥心般身心俱痛的酷刑面前的坚贞不屈，讴歌了邹容作为革命家的骨气。

选择邹容，最重要的是选择了“思想”。一个民族有“思想”，是其充满希望的前提。而用舞剧表现“思想”，则是选择了一个“难题”，同时也成就了其“交响舞剧”的艺术特色。编导苏时进并非简单理解舞蹈“交响化”的价值，而注重运用交响音乐的结构来组织舞蹈语言的结构，在舞台视象中建构一种复调样式，以此展示人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历史命运与人生抉择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行动与心理活动的对应。

例如，“噩梦”一场中，邹容在枕上的独舞和周遭不断上演的群舞，既是现实邹容的“做梦”和“梦境”，亦是革命先知邹容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与焦虑。通过群舞表现奸臣当道横行，烟客醉生梦死，妓女嫖客荒淫靡烂等乌烟瘴气的场景，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败，隐喻了革命雷霆爆发的内在压力；而革命者惨遭屠杀之时，围观的众生之愚钝麻木，则让人感到切肤之痛，联想起鲁迅的《药》，那个蘸着先烈鲜血的馒头便在观者眼前晃动……舞剧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揭示邹容作为时代英雄问世的历史推力。

舞剧的“交响化”还意在让观众看到不同的事件在同时发生，不同的场景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铺陈。“呐喊”一场中由书本造型的“台中台”，构成了戏剧舞台的双重叙事：“台中台”上既有对邹容《革命军》写作前后的描写，亦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革命军》的推介和赞赏，以小妹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对《革命军》问世的喜悦和感佩，还有邹容在《革命军》中展现的汪洋的激情和石破天惊的呐喊……邹容的价值跃然舞台——让观者慨叹：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学子，一篇仅两万字的檄文，却被孙中山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在短短的几年间，在一个识字人不多的旧中国就发行了上百万册，足以让诸多平庸的学者汗颜，更让滥竽充数的“学者”无地自容。舞剧的“交响化”带来了表现空间的多维，同时亦使作品表现和观众欣赏的视角能够大幅度地跳跃，跨越物理时空的界限，在人物的外在行动和内心中自由转换。

邹容的思想，即为《革命军》。舞剧紧紧抓住这个核心，亦使舞剧有了“戏核”和叙事主线。“噩梦”中表现的既是《革命军》产生的背景，亦是《革命军》中所批判的“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的黑暗现实。“呐喊”一场既是《革命军》问世前后的过程，亦是《革命军》对中国革命的召唤和对民众觉悟的唤醒。“投狱”表现的既是反动势力对《革命军》实行的封锁和剿杀，又是《革命军》的作者及其支持者对抗封锁和剿杀的斗志彰显。“惊雷”虽是反动势力对《革命军》进行审判的法庭和对革命者身心摧残的牢狱，但却成为《革命军》审判腐朽的统治阶级和黑暗社会的法场。

舞剧《邹容》让观者动容，让人分不清是因为邹容，还是因为舞剧。选择了邹容，即是选择了年轻和永恒，《邹容》让我们懂得何为生命的年轻，何为生命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