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文学评论

感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

□王昕朋

有人问我,你在国家机关工作,怎么会熟悉《漂二代》中这些人物和故事?

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感情。我们常说,文学来自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在我看来,它更是作家感情的反映和体现。

4年前一个周末的傍晚,朋友带北京某大学一位女生来找我。那位女生泣诉说,她的男朋友、另一所名牌大学学生在城郊结合部一饭店吃饭时,因为一件小事与当地一男子发生争执。当地男子听她男朋友是外地口音,一句一个“外来的野种”,边骂边动手。她男朋友个子弱小,那个本地男子高大魁伟占着上风,而且刚刚动手就被人拉开,相互之间没有造成伤害。但两周后,她男朋友却因伤害被刑拘……,这个情况与《漂二代》中“假伤门”的情节几乎相近。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很长一段时间让我感到痛苦与不安。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时,我报名到北京某区深入生活,到农民工聚集地区深入生活,用感情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漂二代》这部长篇,是我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和思考的文本呈现。对“漂二代”的聚焦,并不是简单地为这一群体贴标签,而是要提示身处于此一社会境况之下,他们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应忽略的;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所着意侧重的是他们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想写出他们身上的温情与爱意、恨仇与苦痛、困惑与迷惘。

在我看来,现实感在小说写作中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所谓现实感代表的并不单单是对传统写实主义的倚重,以编年史、地方志和人物志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做出镜像般的映照和摹写。我所理解的“现实感”,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既有对生活实感和命运遭际的书写,又不乏对内心世界和精神体验的叙述。须知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是关注外部世界现实状况的书写倾向,实际上,感情的介入往往同时掺杂其间,也惟其如是,才能避免对小说写作的简单化理解,才能还原事物本身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对类型生活的特定关注是我持续不断甚或有时是逐渐升温的写作尝试,尤其对底层人群的生活样态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笔力,这也许与我关注各种生存状态中的平民意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流露的平民感情息息相关。如此这般的感触和思考,构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在《漂二代》的写作过程中,我竭力保持自己的平民立场,倾注自己的感情,通过背负着沉重的身份危机与现实困境的“异乡人”与形态各异的“北京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宋肖新与律师男友冯功铭的交往、肖辉委曲求全娶了并不适合自己的北京女人、张杰与富二代汪天大的冲突、李豫生与汪光军和冯援朝的苟且、汪光军和高律师对肖祥的设谋陷构、区委书记的慰问与李京生的执拗等等。在坚守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时,我努力保持理性审视的力量,以求使之从一种普通的情感,上升到心理层面的映射,甚至精神层面的反思。

再说“漂二代”。面对一代代人矢志不移的城市情结,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作出反思:以“漂二代”为代表的群体,是否对“北京户口”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趋新斥旧思想过于执念?我意不在否认他们追求人生的努力,需要提出警醒的是,在盲目而迫切的追逐过程中,很多人失去了本不该过分丧失的简单的快乐和健康的人生。说到底,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还是缺乏一种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仿佛一切都以高、大、新、富、快为衡量标准。在这样的风气和氛围中,泯灭了严谨、理性和从容的姿态,失落了天地,更消隐了情怀。“可是,她(指宋肖新)并不想打开老屋的门锁,就是想,她也根本没有钥匙,或者老屋根本就不需要钥匙。”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家乡早已面目全非,再难回归,而都市欲望与生存危机却如梦魇般如影随形。身份的无依感与断根的漂泊感充溢着“漂二代”的生活,即便是像韩土改那样的暴发户,用足够的金钱将女儿韩可可买进高学费的贵族学校,依然免不了其被视为“土妞、下里巴人”。作为一种在阶层/政治规约下的经济/生活共同体的“漂二代”,留给他们的,已经不仅仅是制度和社会问题,更是引发了深层次的内心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危机。因而我认为,所谓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其本身也是立体而丰富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倾向性。所以在《漂二代》的写作中,我试图将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所应面对的期许与反思、想望与审视统统呈现出来。

围绕着“漂二代”的代表人物肖祥的陷害与营救,是我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部分,而在北漂们与僵化体制与传统壁垒的斗争中,人性的善与恶、真与伪、仇与快、爱与痛彰显无余,这是我在小说中试图追索的叙事效果。然而,我更深的意图还在于,从某种意义而言,很多人在对肖祥施以援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营救”自己——通过不断地回溯确认个人的角色定位,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出发,以满腔之热血,在逼仄的现实中挣出生存的空间和人生之尊严,以此消除内心之愤懑,纾解己身心之焦虑。与其说这是迫于无奈的反抗压迫之举,毋宁说是借对他者的态度和姿态,完成对自我的一种救赎。因而我所关注的底层生活,以及我所持有的平民立场,与其说是在聚焦、关注甚至试图提出问题并最终施以解决,不如理解为我对自身精神焦虑的缓解,是我在生存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感情的情结摆脱不掉时,援笔而就的价值投向和精神牵引。这种他者与自我的相互辩证乃至彼此驳难,也成为我小说叙事的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的重要面向。

2012-02-22 □王昕朋 1 1 文艺报 content33373.html 1 感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