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花迷人眼的春月，春信多多。
这年头，写信看信已属生活中的奢侈。接到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王伯敏先生的亲笔来信，未及启封，就漾上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感动。
伯敏先生所报的，果然又是一件大喜讯：他在桐庐大奇山下买了一幢房子，可作“画史研究所”，这一来，他堆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奇珍异宝，终于可见天日了。
“画史研究所” 是伯敏先生的一个梦，为它梦牵魂绕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在信中谦称：“所谓‘研究所’，无非把我的书房扩大，多开个窗口，多吸收一点新鲜空气……”
已届耄耋之年的伯敏先生，为“画史研究所”苦心孤诣筹办多年，现在，这座完全是自费筹措的“研究所”得成，总算圆合了他的心愿。我知道，他收藏的历代以及20世纪出版的画史著作十分齐全，有了这所房子，他精心积累的画史研究采风资料，就有了可陈列、可供后学者随意翻阅检索的场馆。
心底的敬意，随着伯敏先生这行行娟秀的亲笔小楷翻涌，与此同时，一个皓首霜鬓银须飘然的长者，一个临窗凭水、月下独步的咏诗老叟，拄杖向我冉冉走来。
要说明的是，这图景，只是我出于职业习惯，将每个对象加以诗化的合理想象。其实，虽然早过古稀，伯敏先生从未留过长须，头发更不茂盛。平素间，他那副平实凡俗的相貌和布衣青鞋的简朴外表，若用台州小青年的话儿形容，那是十足的“土佬倌”一个。
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一幅题名《河川竹溪》的水墨画倏然跳入了眼帘。
一座淡远的春山，一蓬稀疏的青竹，一江迷蒙的白水，一只小到不盈寸的篷船……这样的图景，应该是中国画家笔下最常见的题材。但是，眼下的这幅图画，却在“常见”中非同寻常：这如诗如幻的情景，令我想起了郑燮的千竿万竿潇潇竹，想起了黄公望的绝世长卷“富春山居图”。也许因为素来仰佩泼墨纵横的山水画家，也许因为一向钟爱郑板桥的墨竹诗画，故而见了画，立刻被深深吸引了。
我走近又退后，后退又走近去，仔细反复地欣赏这幅水墨，凝目注视间，一种高远旷达至无穷极的浑然大气、一种朗然如月的诗意和难以言喻的禅味完全攫获了我。是的，这画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场景，但是，画家就凭那种笔精墨妙的简约和凝炼，就凭那种摄人心魂的禅意，向你施放着中国画的无穷魅力。
我铭刻如镌地记住了画家的名字：王伯敏。于是，深深的敬意就像一块沉甸甸的铅石，自此深深潜入我的心底。
人文荟萃的杭州，看画家们的展览、祝贺作家朋友的新书出版是家常便饭。文事洋洋画坛热闹，但是热闹文事中，好像很少再见王伯敏的大名。
不久，在被故乡政府召集的聚会上，我才有缘敬识在浙江美院任教的王伯敏先生。这位台州故乡前辈，虽然手中一支青毫无敌，门下桃李无数，只因他大半辈子都在从事专攻史论研究的冷门工作，故而，平常极少显山露水，也很少参与张扬自己的画展。
尽管“云气藏中露，山岚淡即无”，毕竟“个中神妙处，亮墨胜明珠”。人对善画山水精于竹石的伯敏先生，早有定评，他写画尤见其趣的江南云山，更被誉为“学者妙造”。而最能显示他非凡热闹的，是他的家，是汹涌如潮地拥挤在书斋里的书山书海——积半个多世纪的辛劳，伯敏先生早在中年时就已著作等身了。
此后，我便非常留意与伯敏先生有关的文讯。在得知他那个别致的书斋取名为“半唐斋”；在得阅那部以“论画20首”打头的《柏闽诗选》后，我觉着这足可为他的学问佐证的斋名和大作，都是他不凡劳绩的最好说明。若是再问他那些画论史论的专著滋养了多少学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多少方便，那就真如他自己的一首题画诗中所言道的“图成无限翠，全借好松烟”那样，非数字可以计算了。
此后，在美术界许多人的交口相传中，在迟来的一次次补读中，我渐渐走近了伯敏先生。在越来越深地敬识着他人品学识的同时，我歉疚地感到，前些年我为中国美院（前浙江美院）编撰的多位作家写画家的《美的履痕——作家谈画家》一书中，没能为伯敏先生捉笔作传，真是遗珠之憾。
和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一样，中国美院精英无数。虽然疏忽的主要责任不在我，但是，伯敏先生的确是很不该遗漏的一颗宝珠。
作为黄宾虹先生关门弟子的王伯敏，是在1946年12月18日，由黄震寰陪同，备大红烛和红毛毯，正式拜师这位山水画大师门下，自1952年始朝夕侍从大师的。正因有幸得其亲炙，耳濡目染，而成其高足。贫寒农家出身的王伯敏，从未忘记自己不幸的童年。在能够跨入高等院校深造时，更比旁人用功——他在北大做旁听生时，就勤奋苦读，并在名师指点下开始撰写《中国画史要略》，有了日积月累的基础，故而能在1961年就出版了早年有心录下的《黄宾虹画语录》。
恪守孝道爱妻怜子的伯敏先生，终生不忘恩师黄宾虹。恩师为他亲撰的小诗：“一个瓯山越水人，长年劬学竹相邻。论评南北千家画，君有才华胜爱宾。”（爱宾即唐朝《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字爱宾）则更成了他一生自策自励的座右铭。
伯敏先生在黄宾虹“五笔七墨”的墨法基础上，创造性地归结了“水带墨”、“水破墨”“墨破水”和“水渍”、“凝水”、“铺水”等墨法，而作为门外人的我，则非常喜欢那言简意赅的20首论画五言诗，每首短短四行仅20字，再加上极简约的补白，将作画的要义阐释得明白不过。不要说老于此道的行中人，哪怕是初涉画路的学生，只要细细揣摩，也能深受点拨，尽得登堂入室的奥妙。
在1961年第一部《中国版画史》问世之时，美术界同仁对这位填补了东方学术研究空白的王伯敏就开始刮目相看。历尽艰难的21年之后，六易其稿的9章61节50万字、600余张插图的《中国绘画史》，终于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时，美术界更是赞誉有加；1988年岁首，当8卷11编54章250万字的煌煌巨著《中国美术通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再次隆重出版时，书坛泰斗沙孟海昵称伯敏先生是“三史罕人”的美誉，更在人们的一片颂声中不胫而走了。
诚如先生所言，治史素非易。这“非易”，不仅在于难与时代同步同速，更在于难以摆脱各种有形无形的羁绊。其实王伯敏先生完成的著述，又何止是这“三史”？一向以“三更灯火五更鸡”自励的他，在60年勤耕不辍的辛劳中，以其43种专著、百数十篇论文、千余万字的出版物，名副其实地著作等身，成为我国美术史学科的带头人。
伯敏先生的书房壁上有副联对：“半唐四史 五嶽三山”，也最能表明这位“半唐斋”主的高远心志。因此，人们褒其“妙手载新史、画史照眼新”；“琢华夏之璞、写五岳之势”也好，誉他“泼将水墨胜元章，偶染丹青即是诗”也罢，即便诚如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河北伦明称《中国绘画史》是美术史中的《史记》这样的夸赞，在伯敏先生心里，都淡若笔下的秋山烟云，一切赞誉都不过是促使他更加奋发的动力。因为，他自奉的是“率真入正道，字字有精神。宁拙毋宁巧，善酿得清醇”的人生宗旨，他的日常行止，还是从少年时就开始的笃笃不变的16字：读书、远游、夜坐、治史、读书、看山、作画、写诗……一点不错，任凭风舒云卷，一向崇尚“苦茶治史，孤灯著书”的王伯敏，早就习惯了“板凳要坐十年冷”，只要有一间可供独坐的书斋，他的那颗游弋于历史长河、煎熬于千百个问号和感叹号之间的心，就非常宁静安定，他那上下五千年的美术思绪就可以在这房有壁而思无尽的空间随意奔腾而其乐无穷。正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怪他对书似乱山横叠、文稿盈箱满箧的情形泰然处之；无怪他对曾经遭遇的冤枉和委屈也能泰然淡忘而不以为意，只要有一间可供潜心做学问的书斋，他就一次次地对人喜盈盈地自咏：“半唐斋里人长乐，壁上云山枕上诗！”
半唐斋主终于有了一份理所当然的欢庆，2002年秋，早该属于伯敏先生的一个热闹非凡的场面，终于在热心人的操办下出现了。
杭州城的一个星级宾馆大厅内，一幅大大的“寿”字悬在台子正中，在台子两旁展摆的，除了这种场合应有的道贺寿幛，最打眼的，便是一卷卷厚重得不能再厚重的书——那是洋洋百十卷的《中国版画史》《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通史》和包括海内外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史论和单行本……
这一天，欢声如潮，贺客如云，80岁的王伯敏享受了他有生以来的最大的荣耀；在热闹非凡的仪式中，仍如往常谦恭木讷的“土佬倌”虽然微有倦意，但当被神采飞扬的电视台女主持人指挥着向来宾们致辞时，这位八十寿翁，依然能够抖擞精神，用几十年讲惯的口音浓重的台州普通话表达着对美术、对画坛的一片挚诚……
我不惯在太热闹的场合中凑趣，同样没有急着向被人群裹挟的寿翁伯敏先生趋前道贺，但我深受感动的心却不由得再次飞驰天外。
我想起了撰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中国哲学界泰斗冯友兰先生，想起了冯先生墓碑碑阴的两行古篆：“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虽然，哲学和美术分属两个范畴，美术史论家和哲学大师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知为什么，在衷心敬仰的这些人物面前，我总觉得好象找到了他们精神的共同点。是的，他们最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他们那颗像图书馆似的头脑，更是他们的精神。那精神，就如唐代李翱的诗中所言：“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那是综合了佛、道、儒三家言说的哲理明言。于是，我一直想请问伯敏先生缘何书斋取名为“半唐斋”，也在这想象比附中不言而自明了。
是的，对于曾言惟愿书剑长随的伯敏先生，美术是他一生的寄托，对于他来说，从事美术事业既要有“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的高远气慨，更要有“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的雄心赤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