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

后来，我与力群先生成了朋友。

力群先生说话很“绵”，这个“绵”字不知道别的方言里有没有，在山西，这个“绵”字是温和、好听，语速也不那么快的意思。力群先生平时说话“绵”，但老先生一激动起来就不一样了，声音会尖厉起来，很尖厉，但这种时候很少。力群先生像是总戴个帽子，我去他家，他也总是戴着帽子，不戴帽子的时候很少。我没见过力群先生穿西装，他好像总是穿中山装。我知道力群先生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西装革履的，但我认识他的时候没见他穿过西装，他的衣着常是中山装、帽子、布鞋子，手边总是带着一本书。有一次我进电梯，他也进电梯，手里就是一本书。那时候，作协开什么会都会请老先生去，老先生耳背，坐在会场里大多时间是在静静地看书。老先生把他的散文集送我，上边的签字一笔一画的。老先生给我画画儿，十多朵山茶，不加一点点颜色，朵朵用笔有力，是木刻的味道。老先生送我字，一笔一画，是颜体的味道。老先生送我书签字既不称兄也不道弟，都是两个字：同志。后来改了没有？不知道。第一次我把我的书送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知道我姓郝？”我说当然。也是那一次，我才知道力群先生其实是没有见过鲁迅先生的，他说：“我怎么会见过鲁迅先生？”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力群先生与老版画家曹白的关系，力群先生好像是通过曹白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给鲁迅先生的。

力群先生的家，院子总是关着。有客人来，力群先生要亲自来开院门，院子不大，却是种满了花草，凤仙、雏菊、大丽菊，还有别的什么，我喜欢看那些花花草草。力群先生也知道我从小画画儿，我和力群先生说这种花应该怎么画，那种花应该怎么用笔，力群先生也不反对，总是说“对”，总是笑着。有一次，不知看什么花，力群先生说“这是董寿平嘛。”小院里有一笼鸟，还有一个笼子里是松鼠。这只松鼠，总是跳来跳去，忽然静下来，捧起一点什么吃起来，嘴动得很快。我笑起来，力群先生也跟着笑了起来，声音很尖，但我听着喜欢。力先生的笑是纯真的，像孩子，一下子，不可遏止地就那么笑起来。力群先生待客，一般都在楼下，请你坐下，他也坐下。他坐在靠东墙的椅子上，他的身后，有一个粉彩花盆，应该说是套盆，上边的那几笔海棠画得真是好。我称赞画得好，力群先生回头看看，指指海棠的老杆，说：“海棠的枝子就是像竹竿嘛。”我去的时候，给先生带两桶雀巢咖啡，力群先生很高兴，说：“给我带的？”我说“是。”力群先生就又笑了起来。老先生那一阵子好像还喝咖啡，所以，我每去就带一两桶咖啡。那一次天热，老先生脱了外衣，里边像是穿着吊带西裤，我觉着这才像是搞版画的先生。我说“好看”，力群先生看看自己的衣服，忽然又笑了起来，声音很尖，但好听，像是孩子。在我的心里，力群先生应该是个洋派人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版画的青年都应该比较洋派。但老先生一穿上中山装便更像是老干部，但我更喜欢老先生是艺术家。再有一次去，我在路上买了两只蝈蝈，一只铁蝈蝈，一只绿蝈蝈，我要送力群先生一只，力群先生高兴起来，非要那只绿的，说：“还是绿的好看嘛。”力群先生说他就是要看颜色，叫得好听不好听倒在其次。

再一次去力群先生家，老先生正在忙，他说他这几天正在给上海博物馆刻板子。我听了吓一跳，他当时已经快90岁了吧，这么大岁数还刻什么板子。力群先生拉我上楼，楼上是他的工作室，一般人很少上去，力群先生也不会请他们去。工作室的那张大桌子上都是大大小小刻好或没有刻的枣木板。从小看版画，但我从来没想到版画的原板会这么小。力群先生又笑了起来，声音很尖，他说当年这些版画是要在报纸上发表的，大了哪里成？力群先生真让我感动。上海博物馆那边请力群先生把他过去刻的版画作品都重刻一回以收做馆藏。我坐在那里一块一块地看，看到了我熟悉已久的许多力群先生解放前以及解放后的版画作品。

力群先生岁数那么大了，居然还在刻。

力群先生的家里总是那么安静。有阳光从窗外照进来。

记不得是一盆什么花了，像是君子兰，开着胡萝卜颜色的花，就摆在力群先生平时落座的后边。我对力群先生说我不喜欢君子兰，力群先生掉过脸看看，说：“名字好听嘛。”我说：“胡萝卜颜色。”力群先生就又笑起来。力群先生问我出了什么新书，他要看，那时候，我给力群先生在书上写：“请郝力群先生指正”，他也不纠正。

和力群先生坐着，有一次，力群先生无端端又笑了起来，说起我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说：“那东西还能割？割了还不死掉？”我窘迫了，不知说什么好。力群先生说：“吃水果吃水果，洞庭的桔子。”

在北京，大家都去看力群先生，我想我是应该自己去的。我不愿意一大群人地去，没法说话。

想不到力群先生忽然离开了我们。在照片上看，力群先生笑着，但那笑声，却永远无法再听到。

我还想，这次去的时候还要给力群先生买两只蝈蝈，一只绿的，一只黑的。

北京的冬天，十里河那边有蝈蝈卖。但力群先生不在了，永远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