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无论是在生活质地、思想深度还是文学性等方面均有尚待提升之处。诚然，作家个体的创作都是阶段性的，状态的起伏与调整本属正常，文学界也有创作“大年”“小年”之说，然而若将军旅长篇小说作为现象统而观之，最令笔者担忧和焦虑的却是作品数量的逐年下滑，已从5年前的年均三四十种，下降到近两年的年均不足20种。据从有关出版登记与统计部门了解，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产量在4300部以上。而军旅长篇小说产量的下降，与长篇小说出版市场的发展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没有一定的数量作为基础和支撑，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前景似乎更加黯淡。而就在这现有的数量里，军旅作家作品所占比重也在迅速降低，甚至不足半壁江山，若再细察，则发现专业军旅作家如何保持创作活力更应值得重视。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里，2011年度值得一说的军旅长篇小说有苗长水的《军事忠诚》、裴指海的《往生》、黄国荣的《碑》、雪岛的《琵琶行》、沉石的《谍杀》、菜刀的《魔鬼连》、乔信明和于玲的《掩不住的阳光》、阎欣宁的《遵义！遵义！》、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海飞的《向延安》、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张品成的《红药》、赵冬芩和长缨的《中国地》、李晓敏的《抗战枪王》、高杰贤的《撤退》、王筠的《长津湖》、文清丽的《渭北一家人》以及刘长富的《神圣的守望》。在这18部作品中，军旅作家有8部，而专业军旅作家只有4部，“70后”的新一代军旅作家只有两部。2011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留给笔者最深的两个印象便是“类型化叙事的强势”与“现实性写作的孱弱”。
当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大投入、高票房、类型化的全新发展阶段时，中国文学领域的类型化写作也早已开启，并渐渐成为一种主流和时尚。从青春文学、都市白领文学到铁血小说、官场小说、穿越小说等等，文学的类型化同电影的类型化一样，都是商业时代、大众文化传播主导下，文学艺术商品属性被强化和放大的趋势。类型化的文学与类型化的电影就像超市中摆放的货品一样，通过自身特征的集约化呈现和标签化的定位摆放，能够更方便快捷且有效地吸引特定消费群体的目光，最终实现文化的定向传播与快速消费。近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正在成为又一个类型化了的文学场域和题材空间，毕竟，新世纪初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全面繁荣，在与电视剧联姻后，也造就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商业传奇，由此所引发的市场对稀缺优质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资本重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站在纯文学的立场上来看，高度类型化的军旅长篇小说就如同包装精美的文学快餐，总还是少了些独特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但从普通读者“浅阅读”的现实需求来说，直白干净的小说语言，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浪漫传奇的人物命运，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息，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伦理，剧本化的写作策略，瞄准当下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的阅读变化，强调故事情节推进的速度，所有这些都使得军旅长篇小说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的人们的阅读期待。换句话说，纯文学领域中的退潮，在带动了军旅题材电视剧繁荣的同时，也直接成就了商业出版市场中军旅长篇小说的兴旺。《中国地》更像是一本“影视同期书”，但是电视剧的高质量或曰编剧较高的文学水平使得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小说对于乡土文化的亲近和细腻呈现使得战争题材与乡土题材较好地融合。赵老嘎这个人物形象有自身深厚的现实文化积淀，而非那种脱离地域与历史文化背景腾空出世的性格英雄。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场域清风岭，可以说是乡土中国的缩影和标本。当小说在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之余，观照到了历史境遇中的现实存在和文化风貌时，小说便具备了较为厚重的历史感。毕竟，传奇的光影下，如果缺乏厚重的生活存在作为依托，即便再精彩好看的故事也难免显得虚妄苍白。海飞的《向延安》是一个类型化写作的集成之作，将谍战、悬疑、战争、青春成长融为一体，通过酷爱厨艺的富家少爷向喜从懵懂的革命青年，最后成长为沉着、坚定、成熟的革命者，再现了一批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对理想与未来美好生活的追寻。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是《寂静的鸭绿江》的姊妹篇，正像书名一样，作家此前寂寞沉静的创作状态已经变得激情澎湃，不可遏抑。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人物更加众多，大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与辽南战争历史的宏大图景扑面而来，读来的确过瘾。但是较之此前水静流深、细腻温婉的笔触和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细腻描摹，电视剧本化的《咆哮的鸭绿江》在庞杂的故事线索之外，没有用心去经营小说的文学性。以文学的标准审视，“咆哮”未必比“寂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过分依赖想象是可悲的，军旅生活的当代性往往又是最难写的。苗长水的《军事忠诚》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活概括力和穿透力是值得称道的，所呈现出的关注当下军旅现实生活、直面新军事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文学立场和写作伦理是十分宝贵的，也是值得提倡的。《军事忠诚》不仅从题材上填补了当代军旅文学的一个空白，也可以说是距离当下军队现实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阎欣宁的《遵义！遵义！》表现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空间，在这种历史的断面上，生动地展示出作者对于历史的重叙、探寻与想象。战争所及的地理人情、山川风物、历史掌故、生活什物都在文本中得以细腻呈现，使得作品从历史的细部切入，赋予生活本体以丰富的色彩、声响与滋味。2008年，哈金开始构思《南京安魂曲》，然而困难重重，材料太多，难以取舍，找不到角度。在写作的3年多时间里，哈金一直努力让自己置身在70年前南京的气氛中，“自己很沮丧，但这是工作的条件，没有选择，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正是这部与泪水相伴而成的作品，让我们面对历史的伤痛，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证明了在通往伟大的写作中，技巧、技术和语言的花哨，并不一定比一颗质朴沉静的心灵更重要。裴指海的《往生》并非是以常规的结构和手法来描写这段为国人所熟知的历史，作者以当代军人的身份，不断地进入对前国民党军连长李茂才的采访与追寻过程。时空穿越般的对话与沟通，意在寻觅中国军人的精神本色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本体。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断穿行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两端，第一人称的采访式叙事视角，既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又人为地阻滞降低了叙事推进的速度，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个性化风格。王筠的《长津湖》结合作者多年对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和对战争亲历者的采访，全景式再现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的战争图景，填补了当代文学史上这一历史事件的题材空白。黄国荣的《碑》因其对战俘题材的深刻表现和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挖掘而呈现出令人震撼的文学品质。作家积4年多之功，7易其稿，将对凡人、军人、英雄以及对和平、战争和人性的深刻而痛苦的思辨，探索熔铸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主人公邱梦山传奇而悲壮的人生命运之中。小说对战争场面的描写秉承了“战壕真实”的风格，对现实生活的叙事和对人性的探索叩问更具有终极观照和哲学思辨的高度。
书写战争是军旅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却并非惟一的主题。即便书写战争题材，历史生活的“现实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李晓敏的《抗战枪王》是典型的类型化文本，书写了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有关枪的故事，让人既有阅读的快感，又打心底里生发出英雄的豪气。但作者毕竟对于战争场面的真实状态缺乏亲身经历与厚重的生命体验，缺乏有意味的鲜活生动的细节。作者也无意为网络小说式的文本去下功夫研究历史真实和进行实地调研。从这样的战争历史题材中，让人感受不到历史的温度，也嗅不出战争的硝烟。小说文本层面展现更多的是娱乐化的审美趣味和电视剧化的叙事伦理。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存在着严重的“伪历史叙事”倾向，部分作家不去采访历史的亲历者，不去做田野调查，就依靠着有限的历史资料、飞扬的想象力和圆熟的叙事技巧，将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植入历史与战争背景中去，就可以炮制出所谓的战争历史小说。从中，读者看不到当年的现实生活场景，没有可信扎实的生活细节，感受不出时代的风貌和历史的温度，此种“伪历史叙事”自是难以令读者信服的。
复杂性是文学最重要的向度之一，作品内充满大量元素，非线性地相互作用着，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却共同构成了这株树的形象。类型化的军旅长篇小说过于线性直白，而且就类型化本身的发展而言也极其不均衡。“现实性写作的孱弱”暴露出的本质问题其实就是作家对于现实军旅生活的陌生和疏离，军旅现实生活在军旅长篇小说中的缺席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