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堪称共和国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虽然发端于上世纪40年代前期，但他的创作生涯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紧密伴随着新中国整个行程的少数诗人之一。李瑛歌唱新中国的峥嵘岁月，歌唱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曾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他写于1952年的《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和写于1976年至1977年的《一月的哀思》，这两首抒情长诗作为历史的丰碑，将永远留存于新中国的诗歌记忆之中。更可贵的是，他能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进，感悟历史的发展，也思索历史的曲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以后，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走向更成熟的境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岁月，李瑛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什么新的艺术风貌呢？在我看来，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抒情性成为创作的主导元素
向读者敞开内心世界，充分发挥想象力营造浓郁的诗意空间，这对李瑛的诗歌创作来说，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创作生态环境和文艺思潮的缘故，诗歌创作普遍出现了一种倾向：叙事性强化。在许多诗歌创作中，叙事性成为主导的元素，而诗人的感情只能渗透、潜藏甚或外加在叙事里，这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束缚了诗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李瑛当时的创作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和限制。诗，尤其是抒情诗本是诗人的心灵之歌，它面对广阔的世界，真诚地抒写生活在自己心灵中引起的各种感情回应，才能营造出“以心照亮心”的艺术境界。诗人能不能自由抒写生活所引起的各式各样的感情，是创作个性得以充分释放的重要条件。李瑛在新时期突破以往的创作模式，写出了许多名副其实的抒情诗。他这些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抒情气息特别浓厚，二是想象力特别充沛。其实在诗歌创作中，抒情和想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想象是抒情的翅膀，而抒情是想象的血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想象就是抒情，诗人的情感借助想象这个载体才得以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李瑛写于1980年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在其创作行程中可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这首抒情长诗以“我是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树”为喻，展开纵横驰骋的想象，突破时空的限制，把爱的触须伸向全世界各种境遇下的人民群众，“拉着他们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多茧的手/给他们温暖，使他们欢乐”，淋漓尽致又感人至深地铸造出一个“人类爱”的崇高感情境界。李瑛这种创作方式的变化，不能仅仅看做是艺术技巧转换的问题，它反映了在新时期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下，诗人的艺术个性得以充分显现，创作思想得以自由发展，这实际上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近年来，李瑛笔下抒情诗的大量涌现，我国抒情诗的整体繁荣，都应作如是观。
追求艺术深度和历史纵深感
诗人历经历史沧桑，纷繁复杂的生活使他走向深刻。祖国山河大地的每一处风光、每一处胜景、每一种生态，哪怕是微末的生活细节，都能激发他深沉的感情，引起他深沉的思索。他这一时期诗的笔触，从不在事物的表面回旋，而是深入底层去寻找地心的烈火。李瑛善于从物质中去发现精神。窗花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装饰物，但在诗人笔下却别具一番意味。在荒凉的北方黄土高原上，“这里没有花朵”。真的没有花朵吗？你看：“家家户户，那些憨厚的婆姨妻女们/以她们的聪慧与灵巧/把窗子当作繁盛的花圃”，“花朵正在开放/开放在崖畔/一扇扇明亮的窗口”。《窗花》这首诗，就是通过窗花作为黄土地的人们“给予生活的/第一个吻”，表现了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都磨灭不了人民群众对美的不懈追求。唢呐是一种普通的乐器，但李瑛却在大西北找到“它的生命源头”：“是刚毅的北方汉子的一凹一凸的腮/是老羊皮筒子裹着的/红铁砧般滚烫的胸膛/是从黄土层的裂罅喷出的激情”。《唢呐》一诗就是这样通过在朔风怒号中“撼动一座座山峁”的唢呐声，讴歌了那昂立在北方寥阔空间里的“黄土魂”。李瑛还善于通过现实去发掘历史。他从来不孤立地观察生活，他总是从动态中去把握似乎静止的现实事物，从眼前的事务看到它的来龙去脉。他在《编钟和我》中，展开同崎岖坎坷的民族历史的长长对话，他透过一个川江纤夫家庭的数代变迁去概括《川江历史》，他从一个农家墙上的《弹洞》，看到“一页站着的历史”，把这个“储藏着一滴浓重的夜色/把枪声钉在墙上”的历史伤痕展现在大家面前：“它一言不发/又像要诉说什么/又像要呐喊”，给予我们的是远不止于“忆苦思甜”之类的历史启示。
贴近人民心灵
诗人关怀老百姓的生活命运，讴歌普通人的强劲生命力。在近年来李瑛的诗歌创作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他用很多篇幅写了荒天瘠地的野草野花，对这些生长在大漠高原的微小生命倾注全部的爱，贴近它们，聆听它们，向它们献出了深情的赞歌。诸如野酸枣树、沙蒿、骆驼刺、蒲公英、野草、芦花、胡杨、野豆荚、野蒺藜等等，都进入他的诗中成为主角。这些诗歌赞美这些平凡植物在艰苦险恶的生存境遇中，默默地以自己的乳汁滋养着大地，用淳朴的微笑辉耀着天空，诗人以高昂的激情讴歌了它们那不屈的意志、反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顽强生命力。你看那《野酸枣树》：“如铁铸就的枝干，像版画/生长在巉崖峭壁和/一蓬蓬草莽荆榛里/连石头都感到惊讶/它的成长是艰难的/艰难的，但却是快乐的。”你看那西北戈壁的《沙蒿》：“白天，风用飞火烧它/用牙齿咬它/夜晚，月亮又射下支支冰箭/和数不尽的流星雨/使它遍体伤痕/它身体瘦小如勾勒的铁线/连呼吸也是最轻最细的/但它不哭，不哀伤/仍然昂着头，横着眉，挺着胸/坚定地痛苦地站着/从叶尖迸出反抗的呼喊。”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最后一棵胡杨》：它即使死了，“但它仍然庄严地站着/落尽叶子的枝杈/仍疏朗地站着/被风沙摧残的/粗糙的皮和浑身撕裂的伤口/仍然站着/它凄苦的经历、记忆和梦/仍然站着/一种倔强精神/仍然站着”。显而易见，诗人反复讴歌的在艰难困苦环境中顽强奋斗的这些最平凡的花草树木，正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人民群众的象征。他从风云变幻的历史演进中，深切地感到普通人民的坚忍和顽强、反抗和斗争，正是他们支撑着大地，推动着历史，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诗人只有永远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可能真正把爱和激情献给人民，这是李瑛诗歌向我们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近年来在李瑛的诗歌创作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写了一系列回忆童年的诗篇。正如《回忆童年（之二）》一诗所言，他的童年是“忧郁”、“饥饿”而又“孤寂”的。童年生活留给他的是不能抚平的心灵创伤：“至今，从时间那头/顺着燃烧的草根/仍能摸到我的骨头/从我的泪里/仍能闻到北方农村的苦味儿”（《风箱响起》）。童年生活也给他无尽的精神滋养：“谁知道我的忧郁、饥饿和孤寂相加/等于什么，等于我今天/白发里的什么/骨头里的什么/精神里的什么/血里的什么”（《回忆童年（之二）》）。童年生活也成为引领他思考的生活教科书：“一个人的生命/和泥土的关系/和草的关系/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关系/和时代的关系/沉沉埋在我的记忆深处”（《苍苍芦苇——怀念母亲》）。李瑛这一系列回忆童年的诗篇，可以说是他人到老年再一次的寻根之旅。正如《根》这首诗所写的：“一条路总有一个起点/埋在那油盏的黄晕光圈下的/是你的根//——那无由选择、不可取代的生命的根/——那尊严、柔情、痛苦和欢乐孕育的根/——那和你骨肉相连、生死同一的根。”诗人通过寻根之旅，重新反省、审视和确认了自己和时代的血肉联系、自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李瑛这种饱含着全部人生经历的诗意反思，给今天的读者、给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创作，提供了不少值得回味的东西。
创作个性的自由释放和人生经历的综合体验，促成李瑛诗艺的丰富性和诗意的深刻性。近年来，他的视野更宽，取材更广，表现方式更加灵活多变，想象力更为充沛奔放，呈现出刚柔相济、浑厚深沉的艺术风格。他把人生的综合体验熔铸于创作之中，使诗歌跨越浅抒情而进入深抒情的境界。他的艺术构思往往突破生活表象，超越时空局限，在现实感受中沉淀着历史的沧桑和未来的瞩望，以多层次的结构生发着多重的意味，富有深入生活底蕴的艺术魅力。年迈的诗人焕发出青春的异彩，这个现象确实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