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先生1961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进入文物保护领域，至今整整50个春秋了。50年来，他曾长期在河北省文物局工作，从考古发掘到古建修缮，从文物管理到理论研究，这个中国的文物大省给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也锻炼了他，培养了他，提高了他。在国家文物局的研究室、法规处等岗位上，使他视野更为开阔，多年的付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也曾在许多社团和学术机构兼职服务。50年的工作和研究，他的贡献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他的最大贡献是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理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建设。

晓东先生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注重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探索。他曾参与的许多工作都是有关中国文物工作全局的事业。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文物编辑委员会委员兼文物管理分支主编，并撰写了文物概论分支全部综合条目和文物管理分支部分条目释文。他还担任大型系列工具书《中国文物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委员，起草了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制细则草案。《中国文物地图集》以地图语言表现丰富多彩的不可移动文物内容，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成果。

他与谢辰生先生合作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释义》，是对1982年《文物保护法》条款释义的重要文本，对学习、贯彻《文物保护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决定修订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他又被国家文物局聘为顾问，并参与了修订的全过程，又是《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初稿的起草人。此外，他还参与了一些重大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论证，出席过一些重要的有关文物保护的国际会议。这些都是难得的经历，也是他的学问不断积累、提高的过程。

晓东先生先后出版著作7部，与人合作的出版著作8部，并发表论文100余篇，从他的这些丰富成果中，我感到有以下三点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重视文物学科体系的构建。日益发展的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要求科学的文物保护理论作指导。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的文物保护理论建设还适应不了这个需要。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人士已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而李晓东先生就是突出的一位。他着眼于文物事业的全局，抱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与方法创新，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认真构建文物学科体系。集中起来，最重要的是在构建和不断完善文物学科和文物保护10大体系的建设。这10大体系是：文物学学科体系、文物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文物保护体系、文物保护单位防范体系、文物科技保护体系、文物标准体系、文物合理利用体系、文物法律体系和文物管理体系等。它们之间，有些是层级关系，有些是交叉关系，其内容体现在李晓东多种著作和一系列论述文章中。学科体系的构建是重要的，但又是困难的，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理论的勇气与理论的功底，需要不断地探索，因此，晓东先生的探索就很可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二是坚持中国文物保护特色理论与方法。晓东先生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重视学习国外好的做法，坚持国际上达成共识的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国外的东西不能简单搬用，而必须与中国文物特点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要尊重中国文物保护的经验与创造，看到中国文物保护理论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贡献，做到文物保护理论中国化，包括话语的表述。这也是民族自信心的体现。他的著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三是重视文物法规的研究。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路子。随着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文物保护法制建设也显得尤为重要。晓东先生长期从事文物保护法制研究工作，是我国最早研究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学者之一。1996年出版的《文物法学：理论与实践》集中反映了作者在文物法学领域和文物保护管理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提出了文物法学和文物法律体系概念和框架，并对其进行了论述，对我国文物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为了学习、宣传、贯彻新《文物保护法》，他又不失时机地撰写了《文物保护法概论》一书，于2002年11月出版，是最早论述《文物保护法》的专著。原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为该书撰写了序言，给予了很高评价。晓东先生在文物法制建设中的这些努力与成果，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

为了向我国介绍国际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以便学习和借鉴，同时遵守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按照国际公约规定保护文物，他主持选编、出版了《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律专家对此十分赞赏，在国内也受到普遍好评，广泛引用。此后还主持选编、出版了《外国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汇编》（1995年），以了解外国保护文物的法律，借鉴其立法角度和技巧等。这两部书是国家文物局法制部门第一次全面地介绍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对我国文物法制建设已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回顾50年文博工作岁月时，李晓东先生将近年来所撰写的文章汇编为《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一书，征序于我，我对晓东先生充满敬意，遂写了以上的一些感受，并郑重推荐这部著作，相信读者会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