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多年，得到的帮助和鼓励自然是多的，不然不会勉力支撑到今天。但有一种帮助，也是紧要的，那就是批评。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批评往往出现在我暗中得意的时候。就像一个正陶醉着的人突然遭到当头棒喝，一个激灵，格外警醒。印象最深的我现在都可以历数出来：

1980年春，《小镇上的将军》获奖后的座谈会上，冯牧同志在侃侃而谈中忽然提到我的名字，说有人告诉他，陈世旭在《小镇上的将军》之后写的作品都不行……我明白冯牧同志特出此言是基于莫大的爱心和热望；我又同时明白，我面对的职业选择是怎样的严峻。

一连几年的屡遭退稿，让我对自己的创作几乎已经绝望。报纸上的署名文章说：蒋子龙为什么在《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写出了《开拓者》？就因为他没有脱离生活。陈世旭为什么写了“将军”之后不能写出“元帅”？就因为他过早进了城。我知道蒋子龙那时候早已不在工厂了，我自己将近20年的乡村生活素材尚未开发，因而很担心“脱离生活”的说道是打算让我再次下乡接受再教育，因为文章作者是个颇有身份的人。1984年《人民文学》发表的《惊涛》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文坛的好心人显然是出于对我的爱护，让我获了那一年的全国短篇奖。正松了口气，忽然读到我很敬仰的一位青年评论家评点那一年的获奖短篇小说的文章，说《惊涛》的结局完全出于作者的一相情愿，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我对哲学很无知，但我知道这是一句很厉害的否定，刚刚松弛的心又一下抽紧。

1989年秋，《人民日报》文艺部和《小说选刊》联合举办了1987—1988年度短篇小说评奖，我的《马车》忝列其中。我猜想这是李国文老师力荐的结果，因为此前《小说选刊》转载的时候，他特地写过一段文采斐然让我信心大增的褒扬文字。颁奖后的午宴上，我有幸与一位大评论家同桌。有人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自嘲说：有什么好忙的，总不能去评陈世旭的《马车》吧？我这才晓得，评论界对《马车》有如此糟糕的评价。来京时的一点蠢动，刹那间黄粱梦醒。

1991年，我被调到省作协做协会工作，应邀去参加一个地区的文学作者会，会上有人要求我谈一谈自己的写作。这是我一直忌讳的事，现在当了协会的差，责无旁贷，只能从命。散了会回到房间，一个陌生青年径直走到我跟前。我满脸堆笑，以为他来“追星”，不料他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让我决不会误会地说：“我刚刚听了你的讲话，你以为你的小说写得好吗？我告诉你，很差！”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像桩子似的钉在那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事后我悄悄向朋友打听，方知这是当地一位很有潜力的作者，最近在《上海文学》发表过很精彩的小说。检点自己的讲话，一定是什么地方尾巴又没有夹紧。猴子爬高，露出的只能是不堪入目的丑陋部分。

1993年我的长篇《裸体问题》出版。出版社组织了很隆重的研讨会，又通过各种媒体大力推介。我心里知道作为一部长篇，它并不成功，所有关于它的好话都是基于对我的扶助，基于古道热肠，希望一直萎靡不振的我打起精神。我也确实多少受到一点鼓舞。忽然从媒体看到针对那些好话的很尖刻的嘲讽，有位中年女编辑很直率地批评说，单是从小说标题表现出来的低级趣味，就足见作者的江郎才尽。

2001年，我彻底离开了几乎使我陷入迷误的行政事务，回到安静的书桌。我当时很担心荒疏已久的手艺是否还能重新拾起。结果在《十月》发表的中篇《试用期》颇有反响。我自然很高兴，觉得总算找回了一度走失的自己。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一位与我向无交往的作家结论完全相反：写到这么实的程度，可见陈世旭是真没戏了。“江郎才尽”是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认可的事实，但现在再一次被确认，决不多余。毕竟年头多了，容易犯糊涂。

2004年，先先后后写的好几个中篇都挤在这一年发出来了，一下子造成了一种心理假象，似乎是真的有点“旺盛”了。到了冬天，忽然看到《小说选刊》的“读者评点”，头一篇就是对《小说选刊》当年第2期转载的拙作《海参崴红帆》的批评。河南的一位读者在历数了该作好几处细节的不真实之后，很直率地说：“另外，无论是叙述方式、情节设置还是结构以及语言都乏善可陈……”后面的删节号显然是编辑处理的结果，为的是给我留点面子。但对我来说面子其实是无所谓的，有所谓的是有人在我升虚火的时候及时给了我一剂良药，使我牢牢记得，我写作的平庸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改变，量的增加丝毫不等于质的提高。

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对从业者任何方式的关心都是那么难能可贵——包括批评。禅宗有一个当头棒喝的公案，对一个笨拙的写作者来说，当头棒喝有肯定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