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需要时间，也需要选择。

自命很喜好读书，时常书不离手，但这些许的自信仍被学者赵一凡的几句话打垮——当被人问及如何看待房龙时，赵一凡说：“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寒窗六年，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千余本史哲经典中，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换个角度想：即便我一时疏忽，那些考我的教授，岂能容我马虎过关！”

至此，方才想起读书人首肯的一条金科玉律：读的书越多，发现还没读过的书越多。

酷爱读书的人大多是拼了命去搜罗书籍，哪怕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在所不惜。男人如此，女人也不例外。在这里，女人与藏书的关系值得一提。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在敌兵亲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惟一惦记的是能否保住城中几大馆的藏书。另一个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数次战火洗礼和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舍不下的也是自己几大箱子的藏书。选择读书的人，注定要爱书，不爱书是无法继续读下去的。

藏书是爱书最好的方式之一。有书的人斗的是藏书之“富”，学识之“广”。有意无意在另一个读书人面前炫耀一下，是读书人最爱做的事情之一。从积极面看，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鸣”。经年累月地读书，经年累月地藏书，不是作秀给别人看，而是最终希望获得圈内人集体“认同”。志向更大一些的读书人，少不得还要思考如何让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遗惠万年。

说到认同，时间是既定的代价，读书人的痴便在于此。宁愿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伟大，寒窗的“寒”也在于此——孤寂、无名、困窘。少数成名成家的读书人令后辈忘尘莫及，大多数的读书人只做了他们的陪衬。不过，也不乏生哀死荣的例子出现在后者，譬如，有的作品虽为当朝所不容，却像散落书斋的珍珠，在默默等待它们的时代——一个能重新挖掘其内在价值的时代。读书人拿起第一本启蒙读物时，不会预见这么多的“后来”，惟其读书这个过程让一切发生了质的变化。空白的大脑被陆续装上羞耻心、虚荣心、名利心，读书人被迫挣扎于各种思想的冲突与和解之中，难有一刻的安闲。

只是，把读书与名利联系在一起，“读书”本身往往变得很残酷。首先，读书的自由肯定是没了。所读之书不能以个人喜好为依据，只能以实用为目的，否则，便是不务正业，要为家人及社会所不容。天才往往被扼杀在这样的“被迫选择”里，孩子们在父母严词厉声和老师教鞭的双重“压迫”下，变成读书的机器。阅读的自由与阅读环境的自由一旦被人为取缔，阅读的乐趣就去了一大半，甚或荡然无存。

其次，读书的价值取向被扭曲。除了获得名与利，读书的教化功能也是不言自明的，比如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读书人，吸烟的可能性越小，换言之，以烟草来伤害自身和他人健康的几率越低。知识体系的日趋复杂化使得这些内生性的教化功能不被重视乃至完全被忽视亦是情理中的事，只是，过分强调某个门类或某种知识的重要性，必将大大损害知识传播的平等性。于是乎，一种文明排斥另一种文明的现象在我们的时代屡见不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所有的知识处于一个杂乱无章的被选择状态中时，当所有的读书人面对这些“选择”束手无策乃至绝望时，读书的意义被模糊，读书人创造知识的意义被模糊。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模糊的时代，我们被其他读书人选择的可能性又能“明确”到哪里去？

名与利的价值随读书概念的异化不断膨胀，致使“读书”的其他价值维度相应缩小乃至完全消失。读书好与坏，在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说法已经天差地别。

如果读书人无法控制自己创造的知识体系，那么读书的目的何在？是否有“伪读书”一说？

面对这些答案的缺失，我只有把一本好书轻轻合上。可能的话，再给它套上一个精美的书皮，避免让它遭受一丁点的污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