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住在永安里，我们家和朱寨叔叔家是邻居。朱叔叔胖乎乎的，经常戴着个大眼镜，每次出门看见我们兄妹，总会亲切地逗着我们玩。2011年春节前后，我陪父亲回永安里看望朱叔叔，他还是那样和蔼地微笑着迎接我们。那一天朱叔叔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人旧事，直到怕累坏了朱叔叔，我和老爸才起身告别。最近，我才突然想起要把朱叔叔的录音整理一下。那天下午，刚刚结束此文，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低沉地告诉我，朱寨叔叔于3月7日走了……
与周文同行
朱寨叔叔问我，知道周文吗？我说，知道呀，原来是马列学院的秘书长，后来“三反五反”时因打“老虎”成了“老虎”。还知道他早年在“左联”工作过，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材。朱叔叔说，周文不光是马列学院的教师还是个作家，又问我是否看过他的作品。我说翻过《周文文集》，知道《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以及长篇小说《烟苗王》。朱叔叔纠正我说，是《烟苗季》，并告诉我他与周文曾经有过一段同行的经历。
1939年冬，当时抗日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统区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那时朱叔叔在德阳读书，因为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记了两次大过、两次小过，在学校已经不能立足。正好遇上山西二战区的“民族革命大学”到成都招生，但朱叔叔读书的学校不在成都，就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前往报考，想借机转赴延安。
朱叔叔说，阎锡山为招徕人才模仿延安的“抗大”，在山西也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民大”，还模仿“鲁艺”办了个“民族艺术学院”——“民艺”。周文是作为“民艺”的教授和朱叔叔他们同行，当时“民大”派来成都招生的负责人与我党有联系。于是，“民大”“民艺”两个队伍同行，“民大”带队的大、中、小队长都是中共党员，但为了迷惑敌人，都做了伪装。当队伍从成都出发时，当地一些进步人士都来送行。
“我们要从洛川穿过边区到延安，到了洛川我们不睡觉了，连夜行军90里到甘泉，队伍在那停了下来，并把山西派来的大队长和他的护兵的枪给缴了。周文也到了那里，记得当时周文激动得把帽子扔到天上，大喊着：我们终于到延安啦……我们是从国统区过来的，当我们走出剑门，翻过秦岭，经过长途徒步跋涉，闯过陷阱关卡，踏上边区热土的时候，首先听到的是八路军边防战士们齐声轮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奔腾呼啸的歌声。”
朱叔叔兴奋地说，等你有时间了，我好好给你讲讲这段……
“鲁艺”出人才
朱叔叔说，“鲁艺”真正成为学院应该说是从1939年迁址到延安的桥儿沟，正式任命周扬为院长、宋侃夫为党总支书记开始。当年，“鲁艺”明确办学宗旨是：不仅为当前的抗日战争培养人才，而且也为未来的新中国准备人才。学制改为3年，学生入学必须经过严格考试，课程设置除各系不同的专业课和共同大课外，都必须选修一门外语。大课有“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运动史”、“党的建设”，分别由周扬、宋侃夫亲自授课。教师队伍也相当可观，如音乐系的冼星海、贺绿汀、吕骥、向隅、李焕之等，戏剧系的张庚、塞克、田方、于敏等，美术系的江丰、蔡若虹、王式廓、张仃、力群等，文学系的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还有外聘齐燕铭、何思敬来校，分别开设“中国文学史”和“美学”课。茅盾先生在“鲁艺”居留期间，为文学系开设了“市民文学”一课。各系附设有研究室或实验剧团，也集中了不少人才，如文学系的研究室就有李雷、颜一烟、王季愚、林山、天蓝、鲁藜、孙犁、孔厥等。艾克恩根据当年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全体合影照片，一一调查核对，列出一个名单，出席会议的文艺工作者共96人，其中“鲁艺”45人，可见当时“鲁艺”集中了多少人才。
当时除了系统的课堂教学外，还结合教学进行艺术实践，如文学系的创作实习，美术系的写生，音乐、戏剧系的排练演出，都是在教员指导下到农村或工厂作短期实习。文学系的创作实习由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亲自带队，所以当时文学系的一些学员在学生阶段就已经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大后方的《文艺阵地》《七月》、香港的《大公报·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作品了。还有美术系学生古元的木刻，在重庆展出时，受到徐悲鸿的高度评价：“中国出现了一个大艺术家。”戏剧系排练演出了曹禺的《雷雨》、契诃夫的《婚事》、苏联大型话剧《带枪的人》，音乐系曾创作演出由吕骥作曲的大型音乐合唱《凤凰涅槃》、向隅的《红缨枪》，公演后受到普遍好评。
当时的“鲁艺”学员，大都只具备中学的水平，但他们在这里受到了革命理论和文艺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而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甚至有些成为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如文学方面的贺敬之、冯牧；音乐方面的刘炽、黄准；戏剧方面的于蓝；美术方面的古元等。但是，后来在整风运动中，被批判为“关门提高”，而予以否定。周扬、宋侃夫为此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不过，历史还应该由历史来验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们率领全校师生创造了新的辉煌：开展了新秧歌运动，深受群众欢迎，被亲切地称为“鲁艺”的秧歌。其中一些歌曲，至今脍炙人口，流传不息。在此基础上，又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这一红色经典。如果没有当年强调政治与艺术统一并进的提高，是不会有后来的辉煌的。
“大管家”宋侃夫
当时在“鲁艺”，周扬和宋侃夫，一个管教育，一个管党务。不过，因为宋侃夫做的是幕后工作，所以人们一说到“鲁艺”，往往只提周扬，而忽略了宋侃夫。但实际上，他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宋侃夫在政治工作中提出了“政治与艺术相统一”的原则，而且身体力行。他任用干部、搞教育，用的都是懂文学艺术的鲁艺学员，比如张平和安波等。另外，他还兼管教务、行政工作，正如“鲁艺”人所说的，他是“鲁艺”的“大管家”。
宋侃夫对“鲁艺”的师生都十分关怀。在整风运动中，对于一些过分粗暴的做法，虽然他不得不照例响应执行，但从不火上浇油、落井下石，而是尽可能给自己的师生以照顾。所以，当年“鲁艺”的师生，在运动中也曾经历过同样的磨难，但对当时的领导周扬和宋侃夫没有怨言。宋侃夫还特别清楚每个“鲁艺”人的状况，甚至还了解他们以往的经历。可以举王康为例。当时负责处理胡风案的是一个十人的专案领导小组，王康是这个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因为对“胡风反革命案”提出不同意见，王康被撤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情绪十分颓唐，拒不见人。
当时宋侃夫在武汉任市委第一书记，不知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他借来京开会的机会，想去探望王康，但又怕伤害他的自尊心，于是就先通过他的邻居婉转转达看望之意，然后才登门探望。王康求之不得，当然欢迎。他们相见后，交谈甚欢。至于说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明显看出，王康从此不再消沉，仍如不曾受处分那样生活着。后来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某所任职，档案上注明“不得重用”。实是降职，而朱叔叔还以为是派他来加强领导，因此与他见面时，常拿“加强领导”开他的玩笑，他也以玩笑搪塞，毫无怨恨无奈的表示。他像以往那样，含笑健步，照常工作。20年后，直到胡风冤案彻底平反，王康冤案才随之平反。最后的平反结论需要本人签名认可。这时候他才痛哭流涕，在签名的时候，他挥泪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朱叔叔曾看到过这复印件，“在那笔迹泪痕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宋侃夫”。
宋侃夫离开“鲁艺”后，与文艺界便缺少联系。其实在他晚年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时，还做了一件与文艺直接有关的大事。话剧《于无声处》原是上海职工的业余创作，胡乔木同志观看演出后，认为应该调来北京公演。当时全国还处于“文革”的余悸中，又有“四人帮”余孽的牵制，于是他找到互相了解熟悉的宋侃夫，由他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调来北京公演。《于无声处》在北京公演，不仅轰动京城，而且轰动全国，在万马齐喑的无声中，引爆了惊雷。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一般人并不知这一内情。
当年朱叔叔是“鲁艺”文学系的一个普通学员，与宋侃夫不曾有过单独的接触。离开“鲁艺”后，相隔天南海北，没有任何联系。上世纪70年代末，宋侃夫调来北京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已是时隔30多年，几经人世沧桑变化，而他居然还记得朱叔叔这个学生。一天，突然有人带话给他：宋侃夫要他过去一趟，没有说为什么。朱叔叔去后才知道，“鲁艺”校友会计划编辑出版一本关于“鲁艺”的史料，决定收录他纪念“鲁艺”一周年的文章，要朱叔叔帮助他看一看，有无需要修改的地方。其实，在北京更能胜任此事的当年老师辈的人很多，而不去找他们，显然是不想劳驾他们，才想到了朱叔叔这个当年“鲁艺”文学系的学生。朱叔叔当然没有给他改，只是有些地方用红蓝笔做上记号，供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