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竹韶先生的离去,使得我们非常怀念。曾竹韶先生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之一,是那一代人中最后走的一位大家。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现代雕塑从无到有、艰苦创业的时代。
曾先生早年留学欧洲,学成归来后,一直从事着雕塑创作和教学事业。他们结合中国的传统,融汇了在西方学习的经验,并根据自己国家的特色,建立了现代雕塑的教学体系和创作风格。今天我们再一次回顾那一代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能感觉到先辈们留下的足迹是不可磨灭的,是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曾竹韶先生这一代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精神、事业乃至生命,都是和民族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变革、整个雕塑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他们历经磨难,却依然热爱生活,执著于艺术,崇尚社会进步,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时代之中。他们是理想和精神至上的一代。这一点在今天尤为可贵。他们对名利如此淡泊、平和的心态,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曾先生是那一代大家中最长寿的,他的故事一定会像他的生命一样,在我们下一代中有更多的记忆,流传得更为长久。
也许是同姓的关系,所以也更关注他老人家,记忆更深刻。过去我在南方工作,接触机会少。自从担任中国雕塑学会会长以来,因为工作关系,多次到曾先生家拜望、慰问,每次都感到曾先生思路清晰,有时候我说话快,他还会说:成钢,你再说一遍。他会很清楚地表达他对雕塑教学、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教育的想法,强调要走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雕塑创作之路。近30年来他大声呼吁希望国家早日筹建中国雕塑馆。
曾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早年留学法国学习雕塑和音乐,在留法时他和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等人组织了进步的旅法华人音乐家团体“巴黎中国留法音乐学会”,立志回国以音乐参加抗战,还与刘开渠等人组织了“巴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他到旅法华工中间,为工人们教授音乐。正是因为他参加了进步活动,受到法国当局的抓捕,他在急切间只背了一把琴就跑回了祖国。他与冼星海相约回国后创办音乐学院,但日寇的铁蹄粉碎了他们的理想。老人曾对我说,那时他是想去延安的。然而,由于在战争中一家老小的生计需要他来维持,作为长子,他只能放弃自己的理想,担起了家庭人伦的重担,任教高校,走了一条教育报国之路。老人晚年对这一切的坦然面对,更引起了我的由衷敬佩。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曾先生的孝悌和责任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正是有着这样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理想,使得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一系列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孙中山像、蔡元培像、郭沫若像、李四光像,到普通劳动者老边头像,这些作品无疑都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经典,深深地印入了一代代人们的记忆之中。
曾竹韶先生为我们时代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那一代人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创作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雕塑是一门与社会发展、时代密切相关的艺术,在过去物质贫乏的岁月,雕塑家能把自己的作品翻制成铜雕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也是很稀少的。整个社会对雕塑的理解也是很欠缺的,多数人不知雕塑为何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一代人包括曾先生的作品,都不是很多,但曾先生存世的作品极富震撼力、感染力。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虎门销烟》。这件作品由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8块浮雕之一,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因此,在创作上要求有相对统一的风格,每位创作者的个人风格显得不那么显著,而那个时代对个人风格也并不强调。即便是那样,我们仍能看出曾竹韶先生的创作依然有自己的追求。他纯熟、精到地把西方雕塑的经典语言转化为中华民族内容的叙述,避免了西方雕塑语言的张扬,而是运用中国艺术的线条,表现了内敛厚重的东方艺术气息,无论是人物结构、画面的安排,还是具体衣饰都处理得非常协调,整体上不失为现代纪念碑雕塑的经典。
曾先生在人物肖像雕塑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代表作除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虎门销烟》外,就是北京中山公园的孙中山先生立像和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蔡元培像,以及他为教学创作的老边头像等。曾先生的代表作品是很具有经典性的,即便是在那一代老先生中,也是不多见的。曾先生的作品既保持了雕塑的质朴,又尽善尽美表现了对象的特征。他具有欧洲古典艺术的扎实的写实主义功底,与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苏派”风格是不一样的。曾先生的作品更多地追求人物内在的体验。
曾竹韶先生对现代雕塑教学和创作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探索是不遗余力的。曾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对西方经典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他在改革开放之初还亲自撰文向学术界深入介绍罗丹(《罗丹的〈地狱之门〉》《罗丹——伟大的探索者和革新者》)。他们这一代老先生成功地把西方写实主义的经典转化为中国现代特点的教学体系内容,在那一代人中曾先生是极为重要的代表。曾先生对西方艺术的深入学习和纯熟掌握,使得他能够把西方经典艺术自然协调地融入中国当代的雕塑创作中,曾先生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外来的东西只有和民族的文化内容相融合、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相契合才能站得住,不然就会格格不入。
曾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西方经典包括审美、方法、技艺等系统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化,更在于他对祖国传统雕塑艺术的重视和传承。曾先生对祖国文化艺术饱含深情,充满自信,他在给留法老同学、著名雕塑史论家王子云的巨著《中国雕塑艺术史》序言中自豪地写道:“我国雕塑艺术之丰富,为世界首屈一指。”曾先生先后写过《中国古代雕刻发展史》《关于研究和学习古代雕塑遗产的初步意见》《爱护中土雕刻遗产的典范》《让我国雕刻遗产发挥应有的作用》等文章,他考察中国古代雕塑足迹遍及巩县、宋陵、龙门、敦煌、麦积山、灵岩寺等地。他专门撰写了《培养“古代雕塑科专业”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第一学年计划》,为招收专门的古代雕塑科专业研究生,培养继承祖国优秀雕塑艺术专门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曾竹韶先生不仅关心优秀文化艺术的继承发扬,也关心当代雕塑的发展。他对于城市雕塑的正确发展导向和质量极为重视,先后撰写了《城市雕塑与建筑要相得益彰》《城市雕塑的意义》《对城市雕塑建设的几点意见》《努力开创城市雕塑新局面——在全国城市雕塑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近30年以来,曾竹韶先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国家早日筹建“中国雕塑馆”。他作为政协委员撰写了提案并在政协会议上发言《关于“七五”计划北京市城市雕刻艺术发展的几点建议》和《建议在增强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方面安排三个大型的设施》,他先后撰写了《关于筹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博物馆”的设想》《关于成立“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筹备处”》等文献,并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上书《关于建立“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的报告》《关于在首都建立“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的建议》《关于在首都建立国家歌剧院、国家艺术博物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的建议》《建立“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致领导同志的信》等。2010年底,在曾先生的感召下,我们再一次启动向中央领导上书,要求筹建中国雕塑馆。曾先生不仅亲自带头签名,并以102岁高龄再次上书中央领导呼吁尽快筹建中国雕塑馆,这封由他老人家领衔,18位中国文艺界、美术界知名人士签署的信,正是由曾先生本人亲自交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手里的。李长春同志对此做出了重要批示。现在我们正在继续推进这项事业。
曾先生把那一代风华卓绝的大家风采深深映入我们晚生后辈的眼帘,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今天追思、纪念他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中国雕塑学会和中央美院联合主办的“曾竹韶奖学金”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曾先生作为一个雕塑家、教育家,他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留给了我们非常深厚的精神财富。无论从艺术、做人,还是精神境界,还是对事物的判断,这些优秀的品质如此全面、深刻地集中在他的身上,这种杰出的人格魅力对今天的时代和人们有着强大的引领作用。作为一个雕塑家,他的艺术是和他的人格相联系的,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都达到了神形皆备的高度。他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的音容笑貌,无论是艺术还是养生,不管从哪个方面,都对后辈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激励,可以说他为我们晚生后辈提供了很多新的发展和成长的可能,为时代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