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讳言，我是一个坚定的、狂热的主张“介入现实”的写作者。所有的写作都是呈现或者照亮现实，哪怕是宣称走向内心的写作。“内心”不是布满毛细血管和瓣膜的心脏，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节，而是我们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归根结底，“内心”来源于客观世界，来源于我们身处的现实，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户接受外界的信息从而形成。马克思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即人学，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人是社会的人，是“现实”中的人。“内心”仍然需要从“现实”出发，必须要向“受污染”的现实敞开。写作，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对自己感受到的“现实”进行文学表达。作家如果对现实选择性地盲视，内心又如何洞见？没有内心的真诚，又何来诚实的写作？

那么，文学应该如何实现对“现实”的真实表达呢？

在现实主义写作背景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有时是“现实”的敌人，是反“现实”的。罗兰·巴尔特有个说法，他认为现实主义是艺术的大敌，“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对现实的（虚假的）复制的复制”。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小说复制现实，不如去看电视和报纸，作家应该深入人性深处探险，“现实”应该交给记者。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至少我没看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如此先进的电视或者报纸。电视和报纸同样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并且只能呈现被选择过的一小部分的现实，是强大的文明机器预先制作的现实。更多的现实只能靠作家去发现。

作家关心的“现实”和记者眼中的“现实”是两码事，甚至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很多情境下，记者们的“现实”是 “复制的现实的复制”。作家们的“现实”是对这种被复制的现实的拨乱反正，是实践纪伯伦所说的“（文学）使人们看不见的被看见”，是生存的真相，是人性的真相。我有一个固执的看法：向读者传递真，就是最好的艺术。用济慈的话说，就是“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简单地说，文学就是发现被“现实”千方百计遮蔽的真实。所有的文学都是在试图重新建构一个真实的世界，把作家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感受告诉相信他的读者。即使是神奇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它所建构的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幻想的世界。哪怕这部小说建构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只要 “真实”在场，它仍能深刻地反映现实，比如奥威尔的《1984》。如果作家的写作仍然是“对现实的（虚假的）复制的复制”，读者只能不信。

文学的想象或者说是虚构，总是依附在“真实”上，作家只有从真实出发，才能在作品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能让作品得到读者的信任。作家必须诚实地面对“现实”，把自己对现实的真实看法艺术地呈现出来，写你自己相信的东西。当你都不相信的时候，别指望读者会相信。

为捍卫文学尊严，作家更多的时候应该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他是一个观察家，一个独立发言人，是“惟一一个报信的人”。在“文革”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好派”、“屁派”。比如，上海“一月风暴”夺了市委的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一派说“革命委员会好得很”，另一派说“革命委员会好个屁”。南京是在1967年1月26日夺的权，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 “好派”和“屁派”，安徽也有这种叫法。这就是“现实”。真正的作家既不属于“好派”，也不属于“屁派”，他坚守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意志，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能力。他是“现实”的有力见证者，见证这个时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见证这个时代的灵魂是什么样的灵魂，见证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丰富表情，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荣、梦想和耻辱，“使看不见的被看见”，实现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作家终究还是要把世界为何如此的问题彻底带入自己如何写作的问题中去”。

文学就是“现实”旁观者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