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多文学批评工作者在严厉批评当前文学批评的弊端——诸如文学批评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不是忠实于艺术的审美律则，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私情等等。我觉得既然这种批评的批评主要来自批评的内部，这样的弊端就应该不可能成为阻碍当前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主要病状。所以，我更愿意认同王先霈的观点，即“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文学批评有很不相同的处境、地位；决定文学批评发生社会效应的大或小、快或慢、显或隐的，不仅在它自身，还会受制于、甚至是更要受制于客观条件。”（王先霈：《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漫议》，《文艺报》2012.3.16.）
那么，制约我们今天文学批评发挥有效性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我想，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可能与“读者”难逃干系。
通常以为文学批评主要是与作家交流怎样写和与读者交流怎样读。王富仁有个观点：文学批评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不是为了与作家的交流而存在，而是为了与读者们的交流而存在；如果是为了与作家交流，写封信就够了，没必要发表文章；而且，如果是为了与作家交流，作家已死，有关他的作品的批评就不可能继续进行了（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3.）。王富仁所说显然有道理，否则，在交通电讯网络如此发达便捷的今天，与作家的直接交流越来越容易了，文学批评文章的产量为什么不是日益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呢？
如果确认了文学批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为了与读者交流。那么，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可能首先要考虑的就不能不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在多大程度、多广范围上实现了与读者的有效交流。这就需要谈一谈今天的“读者”状况。
在今天，“读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概念。这一讯息来自最直接面对“读者”的图书馆事业。据悉，最早是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已很少把利用图书馆的人称为“读者”而都改称“用户”了。如今在我国，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也已经于不经意间在其专业术语中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由“读者”替换成了“用户”。“读者”和“用户”有什么区别呢？相比于“用”的功利性，“读”显然没有那么明确的功利目的。在我们传统的“读书”行为中，“读”常常是一个心智对另一个心智的探访，是一种以心会心，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在我们留存于记忆的“读书”经验中，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一样，面对同一本书，反复的阅读甚至就像是与作者就同一个主题反复对话，每一次都有心得产生。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把“读书”视为同作者灵魂的交流，所以他很认同爱默生的读书观，他说爱默生“在一次讲座中，他称图书馆是一座神奇的陈列大厅，在大厅里人类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着，等待我们用咒语把它从沉睡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打开书，那时它们便会醒来。”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读”以及“读者”观念中，很大程度上是将阅读视为主体间的交往，不仅“读者”是主体，被读对象也是主体。而“用户”就完全不同了，“用户”强调的是为我所用，强调的是消费。它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与广泛使用以及商业化的产物。当藏书数百万种的图书馆已经电子化和网络化为“读秀知识搜索”之类的数据库，当中国几乎所有可看到的中文报刊已经电子化和网络化为“中国知网”或者“维普资讯”之类的数据库，传统的书籍报刊内容，无论它是张炜的鸿篇巨制《你在高原》也好，还是王鸿生的批评论文《小说之死》也好，统统作为“资讯”、“信息”被动态地组织到为满足“用户”需求的知识管理系统中来了。在这样的知识管理系统中，一部小说或者一篇批评文本被分解成众多的知识元（即知识的最小单位，类似于语言的最小单位“语素”），然后根据“用户”各种各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一定的语义逻辑一再地重新组织连接起来，形成“用户”所需要的“知识增值”，甚至是催生“新知识”。作为“用户”的我们在其中键入各种各样的检索词，随心所欲地检索、挖掘自己需要的“信息”和“知识”。而那曾经被视为另一个主体，被爱默生称之为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的精灵，所遇到的已经不是把它唤醒的咒语而是把它化为碎片再重组的检索词。在更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没有书的图书馆，取而代之的是联机检索终端和一间间带投影仪的小型聚会室。当然，在我们的图书馆里仍然摆放着书籍，摆放着报刊，但“用户”的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待这些纸质书籍和报刊的方式。即使你不用“读秀知识搜索”，不用“中国知网”，你只要用互联网，你一样会获得这样的“用户”心态。有了这种“用户”心态，你面对书刊，就渐渐地只习惯于在其中浏览捕获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书刊已经不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查”的，或是用来“消费”的。就像有了电视之后，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阅读方式、阅读心理就会被改造。海岩说过一个统计数据，人们看电视选台，通常是每8秒钟一次台。也就是说，在8秒钟的时间内你的节目内容还不能吸引他的眼球，他就会往下一个台走。50多个台，经常是在那里调来调去。电视就这样把人们训练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读书了。不仅我们一般读者，就连那么推崇卡夫卡并深受其影响的余华也表达过他曾经的耐心已经离去，他读不进卡夫卡了。
说“读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概念，肯定会招来反驳：如今的文学创作量不仅空前之大，而且纸本作品也卖得很好啊！比如，就连被人称为“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有一个人：责编”的《你在高原》，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的一年间已经销售两万余套，这又怎么解释呢？其实，被称之为“严肃文学”的名家之作，一段时间以来常常都有比较稳定的数万册的可观销量，但这好销的秘密似乎与“读者”关系不大。高校扩招后本科教学评估指标规定年生均图书增长量不能低于5册（纸本）。我国高校有两千多万在校学生，也就是说，仅全国各高校图书馆每年就要购进上亿册的新书，再加上我国现阶段蓬蓬勃勃的城市文化建设使许多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资金充足，其购书量也是空前的。此外还有“农家书屋”等各种文化工程。现在，图书销售商家们的主战场已经不在书店而在“馆配”等图书配送业务。这里顺便说一下，3年前，我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发现众多外国文学重译本。比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国1943年出版第一个汉译本。从1959年到1980年代末没有新的译本问世，进入新世纪以来却译本大增，截止2007年该书已经出了65种版本。新的译者多达26位、染指该书的出版社多达43家。而新世纪以来出版《堂吉诃德》汉译本的出版社多达56家。这样的出版是不是很疯狂？还不是照样销售了出去。因为图书馆购书采用ISBN号查重，这些译本都有各自的ISBN号，结果各图书馆每见一个ISBN号都以几个复本的数量购进充斥于书架。我连续调查了我校文学院中文专业三个年级500余名学生，没一个学生举手读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或《堂吉诃德》。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调阅了我校图书馆管理系统中的借阅记录，即使《你在高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迄今仍然没有被借阅的记录。看来，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图书销量的增长依赖的是购买力的增强而不是人们的阅读。
以心会心、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者”的急遽消失，或者用美国知名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说法：“一代严肃读者消失了”，这使作为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为了与读者交流怎样读的文学批评，空前地失去了其应有的需求。与这种需求的消失相比，我觉得文学批评所谓资本势力入侵问题、权力干预问题、圈子化问题，廉价吹捧问题、文风晦涩问题、不忠实于文本细读和艺术律则问题，都还说不上是障碍其发挥有效性的主要问题。其实，我们所说的来自于文学批评主体的种种“乱象”，并非始自今日。19世纪巴尔扎克就曾在《幻灭》中通过吕西安这一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过这样的“乱象”。19世纪，那是被蒂博代称之为“真正的和完整的”文学批评所诞生的世纪。也就是说，批评的“乱象”是与“真正的和完整的”文学批评一同诞生的。不同的是时代的“客观条件”，正如王先霈在其文章所引述别林斯基的话，那个时代“批评早已成为我们公众迫切的需要了，任何一份杂志，任何一张报纸，如果不辟出批评和书报评述的专栏，就不能够继续存在”。而我们今天，则是高等教育在新世纪突飞猛进的发展，促成了文学批评从业者众且学历层次高，而这又促成了批评文章产量多多。是这多多的文学批评文章在迫切需要发表它们的杂志而不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公众”在需要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至于文学批评文章的不尽如人意，与其说主要是源自文学批评从业者的职业态度，还不如说是文学批评产量的极度丰富而必然导致平均质量的急速降低。也许，我们无需为这些文学批评平均质量的降低忧心，它们已经处身海量知识管理系统中，拥有被“用户”检索词挖掘、重组、“增值”，甚至变身为“新知识”配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