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勤毅的新著《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该书系2011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11CB-B01），在当下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不拘一格，颇为引人注目。

首先，是视角的新颖性。作者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了然于胸的同时，确立了全书一个清晰完整的论述视角——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文学，试图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宏观的理论把握。从这个角度把握文学史，其实具有相当的难度。

第一，以往的文学史（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在相当程度上带上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色彩。如何在处理相同的文学史实的过程中避免文学史叙述的雷同化，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客观性、科学性与陌生化，无疑给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学术风险和挑战。第二，部分学者对政治理解的偏颇，甚至笼统地放大了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政治对文学的过分干预和干扰，导致新文学创作的弱化。也有可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会制约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显然，这些观念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客观联系。情绪化的观点不能代表理性冷静的学术研究。作者倾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必然与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文学完全可以表现也必然表现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将如何审美地、艺术地表现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一个并不被看好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语境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又给作者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遇。

作为一个严谨、勤奋和踏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常勤毅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展开文学史的定位与叙述。正如作者在该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对每一种文学现象的考察都是与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一不是文过饰非、盲目夸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管理文学艺术及其创作实践方面的历史功绩，二更不是无视和回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管理文学艺术及其创作实践方面的惨痛教训。”（见《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中第七章）正是基于研究主体的价值理念，我们不难发现，该书的理论框架始终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学的领导和管理展开理论阐述。

其次，是作者发掘了第一手的新文学史料，为他全书的核心论点提供了坚实生动的理论论据。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史的研究就是不断发掘文学史料的过程，不断地用新的文学史料充实文学史的叙述，使文学史描述更接近文学发展的原貌和本相。我相信作者收集到的新文学的史料对很多研究新文学的学者来说，都是陌生而新鲜的。

作者在处理文学史史料过程中体现了如下鲜明的特色。

一、努力摆脱以往文学史叙述模式和叙述话语，具有一种陌生化的叙述效果。一方面，该著避开文学史上一些相对的代表性且为众多的读者所熟知的史料，采用概述的方式对此加以处理；同时把一些鲜为人知的刊物、一些并未被文学史接纳的人物，纳入到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体系中来。这不啻是一个大胆的学术叙述。文学研究史家杨义曾把是否拥有报刊，看做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之一。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重视文学刊物乃至非文学刊物对文学影响的研究。例如，在第一章“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共创始人”里，作者从中国新文学史角度，对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作了一个大致的阐述；对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等的文学史地位作了比较合理的定位，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个中央机关报《向导》，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通俗读物《劳动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等，都进行了富有个性的论述。作者较为宏阔的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以及对材料的有机整合，使得该著的立论具有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作家对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并未停留在一般性的叙述，而是进行了极富个性和魅力的叙述。极富个性和魅力的叙述往往与他发掘的材料紧紧联系在一起，达到论从史出的目的。

二、该著的另一个特点是叙述的严谨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一般文学史的叙述话语给人的感觉是严谨古板，四平八稳，似乎缺少一定的审美想象，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学术话语。当然，我们在肯定和认同这样一种文学史叙事方式的合理性同时，是否还能允许其他类别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呢，像该著将文学史叙述用一种审美和理性的方式加以表达？我认为这两种文学史叙述的方式都一样可取，都具有各自的优势。《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这部文学史著作，不仅给人以理论的深度和论证的严密，同时对该著的接受过程也恰恰是一次审美体验，体会到作者的睿智和机智。

当然并不是说这部著作就是完美无缺了。该著在处理个别材料上尚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归纳和概括，有生硬拼凑之嫌。另一个是对新发现的非常宝贵的材料没有进行很好地利用，有些浅尝辄止。这是非常可惜的。另外有些理论的阐述还存在偏颇之嫌。不过，在我们看来，能够达到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能自成一家之言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