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创作之所以被许多人认为其艺术水平不如中短篇小说，可能也和它多样的写作动机有关。它有时为迎合某些需要而写作，纪念某个历史事件多少周年；有时为了市场而写作，迎合民众的心理与欲求；有时为了想获奖而写作；有时迎合各种潮流，还迎合国外的汉学家，迎合国内的权威、评论家……如此等等。我并不是说这些不“纯”的动机都不对或不合理，长篇小说本来便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历史性的涵义。只是我们不要忘了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它是为自己内心的表达、情感的需要而存在、而写作的。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真正地感动读者。林那北的长篇新作《我的唐山》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均感人至深，历历在目；又润物无声，天道、人情、事理，历史的、政治的涵义，均在不言之中。它可以让人一气呵成地读完，获得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享受。

也许，《我的唐山》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广义的历史小说。虽然作品的主体部分、主要人物都是虚构的，远不符合过去从外部规定的“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的教条。这一点倒和我过去非常喜欢的凌力的长篇小说《梦断关河》非常相似。《我的唐山》写了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一年间发生的历史，其间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背景都是确凿无疑的：大陆移民漂洋过海赴台垦荒、中法战争、马尾海战、甲午战争、台湾沦陷……还可以追溯到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台南开府与清末台北兴起等。可这中间所引发的人生故事，则是小说所想象和虚构的。其实，那些被称为是严格的历史小说，也谈不上严格的“真实”，历史人物的神情、语言、思想、感情、行动、场景等，无时无刻不包含着小说家的想象与虚构。我佩服的是，林那北是在写了一部反映大陆民众赴台艰辛垦拓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过台湾》后，再写这部小说的，而且是完全按照小说的规律与文体要求来写作。作者在前期自然也收集史料，走访了许多地点，可她在小说的虚构想象中则又释放出了更多丰沛动人的感情，可以说开拓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生面。这也使我想到，那些具有相当广度和一定时间长度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写现在还是过去，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创作。

时代常常会推出一些重大题材，那是我们的历史无法回避、不能绕过去的文学性题材。能够抓住重要题材，并且加以独立的、艺术的表现，应该说是作家的敏锐和责任。《我的唐山》这一题目很像散文，意思也就是我的祖国、故土、故乡，却显然也是一部敏感而有重要意义的小说。父兄都因参加反清小刀会而牺牲了的娥娘，在闽南安渠县陈厝村等待赴台垦荒失踪了的丈夫陈贵19年，又作为母亲继续等待着因在大陆犯事而逃至台湾的儿子陈浩年、陈浩月20年，平滑如镜的“塌寿”镜墙映照着她孤独的身影。同样，在台中鹿港的陈厝村，也有一个孤独的老人陈阿公在苦苦地等待着能返回“唐山”。而小说主人公陈浩年、曲普莲、秦海庭、曲普圣等或穿越七百里海峡往返两地，或为海峡所阻隔，谱写了曲折跌宕、让人叹息感伤的人生历史。人生毕竟强不过命运。在小说中，我们在海峡两岸还看到了许多同样的地名、同样的塌寿镜墙红砖青石的建筑、同样的闽南话、同样的庙宇菩萨和同样的戏文，充分表明两岸的历史血脉、文化血脉、命运血脉，都是相连接的。吴伯雄在最近一次访问大陆时说：他祖上几代移居台湾，出生于台湾，他是台湾人，但他也是中国人。一个中国，当然未必就是大清帝国。《我的唐山》无疑也有说明历史的意义，但更有意思的是，它在实际和具体的内容上又写了一部爱情小说。

作家要表现重要的和有长久价值的文学题材，但作家创作也要从那些总是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开始。在历史领域，最易于被忽略的总是普通人民的生活遭际和命运。在《我的唐山》中，陈浩年是一个戏子，属“下九流”，但在旧中国，又可算得是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他多情善感，性格冲动而又软弱，既执著又缺乏行动力，恰与中国多数传统文化品格相一致。小说最有光彩的是两位女性的形象。曲普莲刚烈而又果断，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秦海庭的心思细密又柔顺，却同样体现出了适应生活的韧性。这是两种不同的坚强。她们一个出生于大陆，一个生活在澎湖，都与陈浩年发生了爱情纠葛，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持了他的生活和生存。在中国几千年繁衍生息的历史上，女性始终是被忽视、被牺牲的弱者，可她们的存在又维系着这个社会的稳定和生存。苦难和不幸的爱情经常地伴随着她们。我认为，从大历史中弱者的命运着手，能提供从弱者出发的历史意识，这样的爱情故事也有力地反映了历史的某些本质特征。林那北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她作品中，凡是爱听戏的人都坏不到哪儿去。不仅包括曲普莲、秦海庭，县官朱墨轩、商人夏本清也是如此。这自然指的是传统戏曲。如娥娘在听到儿子犯事时，也说“是为情，这倒不脏”。中国传统戏曲中有着一种稳定继承的道德准则，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着我们的传统人格。实际上，这部具有两岸背景、可以多层次解读的小说，应被视为一部和中国戏曲、传统文学有艺术渊源的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