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冯内古特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一。他的作品以荒诞幽默的笔调描绘了无秩序无意义的世界，同时又充满对人道主义的渴望与诉求。作为后现代小说家，冯内古特努力在创作技巧和叙事结构上创新，以此来反省、解构并试图终结传统的小说形式和叙事策略。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一个叫冯内古特或其他名字的作者代言人以各种声音或形式出现在虚构作品中，形成元小说理论中的一种作者露迹，即作者可以介入文本评论创造过程，作者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作者直接与读者展开对话等。

冯内古特的小说《冠军早餐》（1973）讲的是科幻作家屈鲁特与富商胡佛的相遇。屈鲁特在参加米德兰市举行的艺术节时遇到了精神即将错乱的胡佛。胡佛在屈鲁特作品的影响下彻底崩溃，袭击了包括屈鲁特在内的许多陌生人。作品探讨了包括艺术家的使命、艺术的有效性、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商业文化的入侵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多方面的问题。作品中的“我”虽然在诸多方面与冯内古特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并不是冯内古特本人，而是冯内古特对自己的戏仿。这个代言人不但在小说开始不久就宣称自己创造了这里的一切人物，而且在小说的高潮，他还亲自现身拉开了小说的帷幕。

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冯内古特的作品中发现各种形式的作者露迹。他早在第三部长篇小说《黑夜母亲》（1961）中就开始尝试。冯内古特作为编辑出现在作品中，为小说、也就是主人公的自白做注。1966年和1968年冯内古特分别为《黑夜母亲》的再版和短篇小说集《欢迎到猴子屋》（1968）的出版撰写了自传性质的前言和介绍。1969年其代表作《五号屠场》问世，第一章就是作者自述。冯内古特一步步地逐渐现身于自己虚构作品的舞台。到了《冠军早餐》，这一叙事策略达到极致，冯内古特的代言人“我”作为人物和他创造的其他人物一起即将卷入一场暴力交锋。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中的露迹同时实现了作者本人自我调节、揭示作品主题以及反讽修辞效果等多方面的作用。

通过梳理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出版前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这部作品中的作者露迹是冯内古特对自己一次“确诊与治疗”。上世纪60年代中期，冯内古特早期的一些小说无人问津，经常被读者作为科幻小说来阅读，而冯内古特希望自己作为严肃作家活跃于大众的视线之内。他自己宣称要跳出关着他的带有科幻作家标签的“抽屉”：同时他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中，极力推广自己的形象。此外，《冠军早餐》是继《五号屠场》后的第一部长篇。《五号屠场》的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誉让作家备感压力与危机。与此同时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在1971年宣告结束。冯内古特的精神状况到了需要每天用药物来缓解抑郁的程度。现实生活中的幸与不幸给作家带来了太多的负担与责任，他需要一个舞台让读者记住他，真正了解他；他需要一个出口反思自己的创作。

在揭示主题层面，《冠军早餐》中直接探讨了艺术家的使命这一重要的主题内容。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我”从开头就不断提醒读者他发明了屈鲁特这个人物；不断地提前告诉读者后面即将发生的情节；在小说的高潮，“我”直接现身，在鸡尾酒吧，“我”让“我”创造的人物画家拉波·卡拉比基安来救“我”，以他的口吻宣布人不是注定要迎头相撞的机器，而是有神圣意识的生命。小说结尾“我”宣称要赋予包括屈鲁特在内的所有“我”创造的人物以自由。作为作家，“我”要放弃对人物的操控，主动地置身于自己的创作，无时无刻不思忖着艺术家与人物和作品的关系。最终“我”在小说结尾通过苹果的意象表达“我”对于艺术家使命的理解：艺术家应该以自己的作品创造健康营养的文化，唤醒每个人身上纯正的意识来拯救这个行将灭亡的星球。

讽刺的产生依赖于创造反讽，冯内古特通过作者露迹创造了一个无辜的叙述者，由此产生了反讽的修辞效果。50岁还充满孩子气的菲尔波德·斯都奇是《冠军早餐》中叙述者“我”的名字。“我”在作品中画了多幅关于美国国旗或灯塔之类的插图，像产品说明书一样配上不厌其烦的解释，惟恐读者不解。这种陌生化技巧讽刺了大多数人对于现实世界的麻木，对于所谓真理的被动接受。与此同时，叙述者拉开了作者与作品的距离，承担着代言人的一切责任。冯内古特本人对《冠军早餐》是不自信的，担心《五号屠场》的光环会掩盖了《冠军早餐》的光芒，会受到读者的攻击。冯内古特借代言人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不自信，同时又不必遭到读者的质问：“既然你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为什么还要把它出版？”更为巧妙的是他还间接地讽刺了代言人作为作家的恐惧与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