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煤城往事》延续着高晖的“围绕自己独特的心灵成长体验和个体生命经验展开叙述”的叙事特征，以一个敏感、略带青春期忧伤气质的维特式男孩的两年财校中专校园生活的故事为中心展开叙述。如果说此前的《康家村纪事》侧重讲述一个农村男孩在童年、少年时期的内心成长经验，那么《煤城往事》则主要讲述这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后，在城市两年求学期间所经历的内心成长过程及其阵痛。从这个角度来说，《煤城往事》在内容主题上又是《康家村纪事》的续篇和补充。但是，这种延续性并不能遮掩《煤城往事》的独特魅力：语言比《康家村纪事》更加纯熟、流畅，情节结构安排和细节描写也更具匠心。更重要的是，高晖精准地塑造出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形象，描绘了他对人性异化、生命、死亡、尊严、青春、人生意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思考、追问和反思，以及他的内在性格在这种追问、反思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这也是高晖本人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从而也使这部中篇小说超越了校园青春故事的狭窄范围，容纳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思想内涵，充分体现出高晖作为思想型小说家的特征。更确切地说，高晖在为自己编织一部心灵断代史，经度是心灵解放历程，纬度是文本开放的过程，经纬的交叉部分就是依靠高晖的独特叙述推进。

从外表上看，主人公“我”是一个具有青春期敏感气质的男孩，其“反人性异化”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高中阶段。身心的发育促使“我”开始从情感层面探索外部的复杂世界，其中一个表现为对成人世界约定俗成规范的叛逆：“读课外书、弄体育、闹初恋，还时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县城肮脏的小酒馆里，一边喝着劣质白酒一边讨论人生”，而且“对家长、学校灌输的那些东西开始表示怀疑，但由于高考的压力而没有表现出过激的反叛行为，但常常对那些违法的东西感到既羞怯又向往”，与此同时内心却非常敏感、脆弱，“虚荣心常常膨胀，对那些哪怕是最细微的刺伤也总是怀恨在心；同时，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屈服于那些诗意、美好、奇异的感情”。不过这种叛逆更多是人类从少年走向青年时期自发出现的一种本能意识，是青春期男孩的一个普遍特征，也是个人意识初步觉醒和主体性形成时必然要经过的最初阶段。

而在“我”的心理成熟和主体性进一步形成的过程中，文学阅读和创作成为引领“我”前进的精神火炬。在这种情况下，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知识、人生智慧乃至生活经验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亦是青少年在特定年龄阶段了解外界生活的方式。只是高中阶段的“我”囫囵吞枣地阅读文学书籍，几乎是盲目地照搬和模仿世界文学名著中主人公的言行来处理现实生活问题。这种带有维特式色彩处理爱情的方式，显然是“我”心智不成熟的一个体现，亦符合青春期少年的性格特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对文学的理解还停留在生搬硬套的表层，而文学对“我”的引导意义此时也并未完全显现出来。

“我”性格特征的最终形成是在进入煤城的财校读书之后。“我”带着高考失败的情绪进入这座城市读书——以及童年、少年时期乡村生活给予我的淳朴自然、向往自由的个性，使我能够透过煤城带有“某种特有的神秘和陌生”色彩的表面，用“外来者”的视角冷静地深入其内里去观察和思考。这使“我”发现，城市通过学校职业训练的方式侵蚀、剥夺青少年的自然人性，逐渐把他们异化成没有人性情感的“非人”。换言之，对人性异化问题的思考和反思过程是促使“我”心理成熟的最主要原因。就在“我”身心成熟、迈入成年人行列的同时，亦形成自我的主体性意识，使我能够自觉地去抵抗城市带来的程式化生活对自己产生的人性异化和规训。

与高中阶段不同的是，进入煤城后的“我”在文学阅读中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和模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更多融入个人思考和反思意识。文学给予我认清自己内心世界的智慧和力量，“文学不能当饭吃，拿它吃饭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我当时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它的意义大于吃饭”；文学阅读和创作更激发出“我”对自我本源的探求，“当时我最想弄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快乐和悲伤所产生的根源，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可以这样说，文学阅读和创作是一种精神游牧、诗意栖居的举动，是一种保持住“我”内心个性而不被当下同质化的现代社会所同化的方式，是反抗人类人性异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一种认识自我、思考人生的方式。

从文体意义上来说，《煤城往事》中的叙述编排技巧，无疑也是一种创新之举，拓展着叙事文学特别是中篇小说的内部张力。正如罗振亚所指出的，上述技法和时而上溯时而下沿伸缩自如的叙事时间视角、叙事情绪化的“向内转”特质、随意自由的结构语言姿态结合，令人感到《煤城往事》有一种“反文体”倾向，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它更像一篇凝聚着作者青春记忆的大散文或成长传记。它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传统小说观念对当下创作的束缚，提供了小说文体发展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