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70年前，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70年来，《讲话》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讲话》的理论内涵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日前，北京文联研究部和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在京联合举办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讲话》是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毛泽东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光辉体现。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创作出一批又一批高扬民族精神、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造就了一部辉煌壮丽的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
《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因此，文艺工作者要聚焦广大群众，多抒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多表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董学文认为，《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注意思想、立场、感情的转变，这正是由于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使命所需要的。《讲话》还强调要熟悉人民群众的语言，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都体现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曾庆瑞看来，什么文艺能够积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奋进，以及他们在各种人生艰难面前的坚强，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抒写。施战军说，《讲话》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这是《讲话》给予我们的最大遗产。鲁迅、赵树理等作家，虽然写作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但对人民的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要真正做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就要写出有质感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在具体的剧情中表现出真正的人民形象。
社会生活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应该积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积累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不做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张陵认为，《讲话》强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此作家艺术家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我们一直在讲“深入生活”，但是并没有注意到它所讲的“生活”是指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因此作家艺术家们应该从“象牙塔”和“亭子间”走出来，“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从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深刻生动地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深邃博大的精神世界。我们这些年来的文艺创作实践说明，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曾庆瑞表示，作家艺术家们应该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多关注一些诸如农村留守儿童、打工子弟学校等具有公共性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我们今天的文艺就不能彻底地反映现实。
在文艺批评中，《讲话》不仅强调思想性，也讲究艺术性，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董学文认为，《讲话》出色地开创了新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审美途径，从而带来了革命文艺生产力的破天荒发展和审美视野的拓展性解放。《讲话》的审美理论贡献主要为三点：其一是在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结合问题，从而开创了作家艺术家审美的新视野；其二是在高度重视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主体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和关系问题，从而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世界的新理念；其三是在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条件下，通过论述熟悉对象、熟悉语言、熟悉艺术规律等问题，创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讲话》的发表，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讲话》后，确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振奋了精神，纷纷加入抗日文艺统一战线，为实现民族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索谦认为，我们现在学习《讲话》可以有这么一个角度，就是学习毛泽东怎么运用文艺的武器去完成一个历史任务。我们要清楚文艺不仅仅是用来娱乐的，它还承担着很多别的功能，比如审美、教化等。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文化强国，那么文艺在这过程中应该起到相应的作用，这需要作家艺术家们努力创作，也需要有一定的引导。董学文表示，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引领，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活力，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无数正反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讲话》的思想及其精神正是指引我们破浪前行、克艰制胜的法宝。
要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除了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还应该将写出来的作品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喜欢看我们的新文艺。刘铁梁多年来一直关注民间文艺的发展，他认为现在的民间文艺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了。现在城镇化、现代化的步伐很快，非遗的抢救和保护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但很多保护工作是往形象工程上走，而不注重怎么让它跟老百姓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傅起凤发现在杂技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杂技过去经常下基层进行演出，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但现在也往大舞台、大制作方向发展，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票。解玺璋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呼吁压低票价，直到今年才稍微有一点起色。当然文艺单位也有它的难处，因为都面临着市场化，首先得考虑怎么活的问题。所以，要想为人民服务，首先得占领市场。如果某个作品上座率高、票房好，就说明人民群众是喜欢看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黄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