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写作都走过弯路，每一个写作者在阅读过去作品的时候，都会心生悔意，但弯路是不可避免的，像笑话里说的，一个人吃到第七张饼，才觉得饱了，于是后悔地说，“早知道就不吃前面的六张了”，写作这回事，还真的需要慢慢地铺垫，文火慢熬。张仃先生曾对我讲，“大器晚成”是艺术的规律，这是因为人生的况味、艺术的功力，都需要慢慢发酵，无法速成。

每个人的写作，都经历模仿的阶段，喜欢一种作品，就不知不觉地照猫画虎，或者在老师们的威逼利诱之下去简单照搬。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只是我们祭拜的对象，我们给它们上香、磕头，却不能投靠它们，因为它们伟大、崇高，像大理石的纪念碑，却没有生存的真实感——哪怕是一点卑微也好。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所谓主流散文——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可以用“正确”来评价，但“正确”与否，从来都不是评价文学的尺度，文学只有深刻不深刻，没有正确不正确。

我们小学没毕业就被训练着写下精辟的、圣徒式的和“正确”的文字，我们用相同的表情微笑，甚至连愤怒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学的希望就真的成了奢望了，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诲与文学的精神刚好背道而驰。文学变成了对“忠诚”的考验，变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原则问题，它忽略了个人的特征，而加强了同质化的倾向。好文学与坏文学的区别，就像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一样明显。经典就像塞壬的歌声，以优美的声调拉拢我们，让我们失掉了自我，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毁灭掉。

真正的写作是寻找一条自己的路。余华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他的话只说了一半，我为他接上：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好的作家都是孤本。谁能取代鲁迅、钱锺书、张爱玲？谁能取代莫言、王小波、余华？我们当然无法回到儿童时代，也不鼓励人们成为疯子和罪犯，但至少在文学这个特殊的世界里，我们不妨做一回儿童、疯子甚至罪犯，去尽情地放肆，去离经叛道，去做不守法的使者。经典的意义，只在于告诉我们不要照着它的样子写，或者说，经典就是用来背叛的。

假若有一支箭，从A点射向B点，需要多少时间？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老老实实地通过公式计算答案，但对作家来说，这样的答案毫无意义。古希腊芝诺的回答惊世骇俗：飞箭永远不可能从A点到达B点。要从A点到达B点，首先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然而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然而要达到这一半，必须要达一半的一半，如此一来“一半”会无限地分解下去，以至无穷，飞箭也就永远不可能从A点到达B点。他的答案有诡辩色彩，但在我看来，他更是文学家，因为他的答案符合文学的原则。文学是作家用自己的目光观察世界的产物，它是一个主观的世界，它对世界的解释不是论证式的，因而，它是不能被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统一起来的。如果一个作家认认真真地通过公式来贯彻自己的写作，那么他下的工夫越大，离文学的距离就越远，他就变成了那支飞箭，永远射不中文学的靶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我谈论散文的文章结集出版时，我为它起了一个名字：《散文叛徒》，以此彰显我对背叛的标榜。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体系”之中，都受到“体系”的催眠，谁说他可以不受“体系”的同化，那纯粹是吹牛，关键在于谁更能够摆脱这种催眠，让自我意识更早地觉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那些“新散文”的写作者，像钟鸣、庞培、张锐锋、周晓枫、宁肯、蒋蓝等，不约而同地向新的表达挺进，散文的多样性突然迸发出来，正是基于他们对于格式化的写作已经彻底厌倦了。那种格式化的规训，取消了写作的神秘性，而写作本身，则变得形象单一、口感寡味，看开头就知道结尾。需要多说一句，背叛和继承是不可分的，这是常识，无须多说，但不做这样的表态，就会招来无数的谩骂。

我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展现写作的不可预知性，我的作品——如《旧宫殿》《纸天堂》，还有那本《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似乎很难归类，在书店里不知该放在哪个书架，更与奖项无缘，因为无论在哪个领域，它们都是边缘，但我从不后悔，反而心怀庆幸——我庆幸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我用自己的语言从世界的整体上切割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找到了自己的那支飞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