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达真是在前年。或许我们同属少数民族的缘故，相处起来自然可亲。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康巴》作品研讨会后，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去年他参加了《民族文学》举办的多民族作家延边笔会，在我们共同游览长白山时，他对满洲祖先的发源地膜拜之极，特别是清朝年间满藏同胞的情谊之深厚，让我非常感慨。

正是因了这次接触，对其人其文才有深入的了解。他对藏民族的热爱，对和谐团结局面的向往，以及对文学的执著，对朋友的尊重，让我们越走越近。达真虽然个子有点小，但个小心大，胃口更大！他身上具有康巴汉子特有的那股劲儿，为人质朴，待人真诚而仗义，有名气而不张扬，跟人说话总是谦谦地笑着。就是在延边笔会上，他告诉我《命定》明年出版，并希望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能够作为主办单位，在北京为他组织作品研讨会。我欣然应允，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为少数民族作家办实事是我们的职责。

达真生于四川藏区，他是在具藏、汉、回文化氛围的交汇地康定长大的。198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曾在《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1988年毕业后返回藏区工作至今，长期在州内新闻单位谋职，他做编辑、记者、制片人，20年来执著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足迹除未能问鼎珠峰和可可西里外，遍及藏区及相邻的西部地区，走访过众多高僧。所以读者不难想象，为何小说《康巴》一问世就得到众多评论家的好评。如果你打开百度查找那些具有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家，他们的排行榜是这样的：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达真的《康巴》、于怀岸的《猫庄史》、高和的《花姑娘》《我和我的土匪奶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

而北京的媒体对小说《康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与好评，《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等近40家媒体争相报道，新浪、谷歌、网易等网站纷纷转载；《北京青年报》刊载消息称《康巴》获得的关注和“待遇”几乎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贾平凹、阿来、麦家联袂盛赞，作者还被媒体誉为“2009年中国文坛的一匹黑马”；评论家称该作品“填补了长篇文学创作重大题材的空白”。如果说，达真试图将一块特定的土地上藏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相处的历程，构建起一个“交融与和谐”的宏大主题，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史，在国人心中廓清文化开放、和谐发展大趋势的事实，是一项大课题，那么达真的第二部小说《命定》则取材于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故事。这件时隔抗战近70年感动中国的故事，一直湮没在历史深处，是达真将它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写《命定》期间，达真采访了众多人物，有老兵，有军人的家属，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不仅如此，他去过河北献县纪念抗日英雄马本斋纪念馆；内蒙古的乌兰夫纪念馆和腾冲的抗日烈士陵园国殇园；考察过为纪念朝鲜族抗日领导人朱德海在龙井修建的纪念碑。这些为中国少数民族抗战英雄们竖立的丰碑昭示着后人，也激励和鼓舞着达真，因为这些人们的英雄壮举与中华同在，与历史同在。然而，在广袤的康巴大地上，康巴籍抗日军人们的英雄魂魄似乎还在纪念馆、纪念碑外面徘徊，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感动着他，于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力量要他拿起笔写下《命定》，因为这群人是继上个世纪西藏人民抗英之后又一保卫中华的伟大亮点。他们在为国家统一浴血奋战，历史岂能遗忘他们，国人岂能忘记他们！他深信，完整的中国抗战史如果没有他们的加入，即便是鸿篇巨著都是缺失的，这不是大中国的胸怀。《命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谋篇布局的。

如果说小说《康巴》还是站在藏族人的角度向外界解释并非外界理解的神秘康巴的话；那么第二部《命定》已经借助藏族人抗战的故事在表达中国的故事、中国的问题；而他将于明年开始创作的第三部《极限》，将以青藏高原的水的故事来表达源头和源尾的相互依存，描述人类的生存。三部曲，三级跳，这就是我前文所说的，他口气蛮大的，心蛮大的。但达真却认为，这是一件做起来非常过瘾的事，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更是一位作家的良知与责任。

《命定》，注定要引导着人们回忆起那段尘封的历史；《命定》，也注定会写进人们的心中。我期待着达真下一部著作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