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内外各类电影或以激情戏、名演员阵容、3D特技等吸引人眼球的噱头引领票房，但是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在笔者看来，影片《钢琴家》就是为数不多的闪动人性光芒的好作品。尽管影片以战争为背景，观众也会被战争的残酷性所震撼，为主人公曲折的命运所动容，但是真正触动人们心弦的是来自于人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战争叙事背景下获得突显、裂变、升华，随着观众的一声叹息，凝结为历史舞台上的永恒一幕。

影片根据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无论从整体格局还是于细微处，影片都彰显出温暖的人性基调。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在此后短短的七年中，战前受人尊敬的衣着光鲜、神采飞扬的钢琴家斯皮曼，一步步地被逼到生活的最难处和生命的绝境，在多人的帮助下才能生活甚至幸存下来。

当斯皮曼一家被送上开往集中营的闷罐车，而他自己被一个犹太警察从上车的人群里拉了出来，藏在了警察的警戒线后面。当初斯皮曼一家对犹太警察并无好感，认为他们是社会富裕阶层的孩子，对普通的犹太人很残忍，尽管如此，在危机时刻犹太人还是救了他。此外，在斯皮曼开始了逃亡生涯后，参与波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演员和歌手夫妇帮助他，朵丽塔夫妇帮助他，他们冒险请了一位小儿科医生替他医治黄疸病。在影片中，斯皮曼的音乐才华感动了一名德国军官。在军官的冒死保护下，钢琴家终于捱到了战争结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如果电影不是出自这样一部自传，德国军官的出现和出手相助可能令人难以想象，尤其是当我们通过电影中斯皮曼的眼睛看到了德国士兵毫无理由、毫无预兆的残杀，这位德国军官的温和体贴同样让人震撼。电影中还有一个镜头，两个在焚烧尸体的德国士兵谈论家中母亲的情况，流露出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战争中并不是人人都那么狂热，就像苏格兰民谣中的一句歌词“在来复枪的两端，我们是一样的。”

其次，电影也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温暖将现实生活演绎为一曲复调乐章。两个主题互为映衬，互为补充，交织出一个特殊的年代。《钢琴家》不像战争片那样充满炮火和血腥，同样冷血和残忍也是不难看见的。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斯皮曼一家听到汽车及德国士兵的嘈杂声，随后看到对面楼里的一家人正在吃饭，他们被要求站起来以示对德国士兵的尊重，不幸的是家中的瘸腿老家长用手使劲支撑身体想要站起来，几个德国士兵就连同那位老人和椅子一起搬起来，抬到阳台上，从四楼扔到了街上。另一镜头是德国兵在检查站挑人，被选中的人用左轮手枪逐个打死，临到最后一个没有子弹了，从容地换好子弹接着把躺在地上的人的脑袋打穿。除了镜头中的血腥和残忍，我们更能体会看不到的伤痛。如在斯皮曼一家曾经工作过的物品收集中心，他们整理成堆的手提箱和衣物，可以想象其主人已被毒气杀死。同样呼啸着远去运人货车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斯皮曼和他的家人永别了。

但是我们却不对影片只留下残酷与血腥的印象。在我们脑海中徘徊更久是战火背景下人性的闪烁曳动，哪怕是转瞬即逝的一段爱恋情怀，虎口脱险式的侥幸逃脱，在极端环境之下其张力扩展到极至。在原有的传记中没有朵丽塔这样一位女士，电影一开始，她的出现让斯皮曼的生活充满了美好，“我喜欢看女士拉大提琴”“我们什么时候合作一下，我弹钢琴，你拉大提琴。”几年后相逢，朵丽塔已嫁为人妇，等着孩子的出生。当斯皮曼惊险地找到他们夫妇寻求帮助，起床后看到在另一房间里拉着大提琴的朵丽塔，桌上的玫瑰格外醒目，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应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与美满的生活。

海明威有一句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被击败。音乐就是主人公的自由国度，钢琴是主人公的战场，人类的文明看似被战争机器碾得粉碎，但是在文明的废墟之上，音乐的灵魂还在舞蹈，一个貌似柔弱的钢琴家用作过苦力的手指在幻想中弹响肖邦的华丽波兰大舞曲，我们怎能不为人性的伟大而喝彩！在影片中，犹太警察、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歌唱家夫妇帮助了主人公，我们认为是情感的必然。但是一个作为入侵者德国军官也向他伸出援手，我们又如何解释？是偶然的幸运吗？是音乐的力量吗？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贺拉斯在罗马人征服希腊后发出的感慨：征服者成了被征服者的俘虏。这种征服不是地理上的，是发生在精神层面。

这部电影不但展示了一位普通钢琴家战争时期的人生经历，同时也是波兰这个国家的命运写照，体现了著名导演波兰斯基对故土的情怀。《钢琴家》在平凡中见伟大，在残酷中释放温暖，它的憾人的魅力持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