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50年代出生的父亲，我没想到自己的“90后”儿子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问题学生”、“差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和有着一颗慈悲心的妻子联手，将独生儿子变相劫持到社会俗称的“魔鬼训练营”，去经受身心的磨难、人生的“黑暗”，更没想到经历了106天“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磨炼后，儿子年轻的生命还会继续恶化到崩溃的边缘……
无数个“没想到”，无数个措手不及。我和妻子，父母和儿子，似乎骤然间被卷入中国那个庞大的“问题家庭”群体——5000万，甚至逾亿，身不由己、晕头转向、茫然无助。
“问题孩子”、“择差教育”（现已改为“特别教育”），这些于我全然陌生的词语迎面而来，猝不及防。“河里无鱼市上见”——直至进入“特别教育”学校，直至在“精神治疗中心”住院50天，我才看到了社会一隅的真相，原来有那么多的孩子和家长正在过着那么悲惨的生活。原先以为因“一个孩子”而引发的战争，只是在我们或个别家庭中发生，却原来正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上演”，不是有或没有，只是激烈程度不等，比我们残酷甚之者广，惨烈过之者众。
这么多孩子被排斥在主流的“择优教育”之外，他们小小年纪就成了“问题”——自身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些孩子、这些学生被边缘化了，没有谁关注他们，没有谁走近他们，教育失却了公平，人心缺失了正义。孩子面临或拯救或沉沦的命运，他们比家长更无助。
当然是要拯救。可是，谁来拯救？如何拯救？需要拯救的难道仅仅是孩子？难道应该由孩子承担“问题”的责任、吞食“问题”的恶果？为什么“问题孩子”、“问题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对“特别教育”一知半解、一叶障目或是全然的盲区？为什么“特别教育”学校的“生活教育”理念至今不被主流的教育体制接纳，并使此类民间教育机构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生死边缘？这样一路追问下去，会形成一个连环追问链，我竟然发现这追问无法穷尽。
遇到了，撞上了，经历了，看到了，想到了；疼过、痛过、悔过、爱过，自然而然，我想到了自己的作家职业。我相信我对此比别人看到的更多，想到的更多，经历的更多。而且，此类人群和题材，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基本是空白。这空白是一种缺憾。而让我填补这空白，我以为是上天的安排。
写或不写，我曾长时间颇费踌躇。最难过的是儿子和写作体裁两道关。写成长篇小说，一切都是虚构，儿子妻子和我，似乎可以与小说中的人事撇清关系，所有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与我们无关，儿子可以接受，写作顺利成书。但是，虚构的小说，客观地说，愿意掏钱买来看的人确是越来越少了，即便极少数人买了、看了，他们中仍然难免会有人误认为虚构等于虚假，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和效果。说得极端、夸张一点，中国人民越来越不爱看书，尤其不爱看小说。以纪实加文学的形式呈现，当然是最佳选择了，但我首先要面对的是儿子，这既是一道难关，更是一道险关。如果我对儿子说，这本书主要是写你的故事，写你这段苦痛并“黑暗”的经历，而且是以纪实的形式真枪实弹地写，儿子会断然拒绝，此书问世基本无望；那么只有瞒，书出后造成既成事实，再与儿子“摊牌”，力争儿子的理解。其二，既然是写失误、写失败、写教训、写拯救，写反思反省，以及必有的忏悔与救赎，都绕不开家庭、个人的疼痛和诸多隐秘的、不愿为人道为人知、甚至会遭人诟病的“隐私”，这一条同样很煎熬人。
最终，我还是写了，以纪实的形式，写出了《一个孩子的战争》。完稿后，我内心少有的平静安宁，仿佛挣脱了绳缚锁锢，一身轻松。唯独存留于心的隐忧就是将来如何面对儿子，个性十足的儿子会作出什么反应，更担心出现不敢想象的反叛、反弹。这又让我和我妻子的心一直提着，揪着，一直悬到书出。
中国的教育话题太大，我只能从一个家庭的“解剖”入手，将书名的副题定为“家庭拯救纪实”。小家庭，然却是大话题，我希望从一个家庭辐射开去，读者的所思所感，将会是全方位的延伸。实际上这样的目的已然达到了。千万个家庭的拯救，岂非“社会拯救”的范畴？
写作前和写作中，我和特别教育学校的校长徐向洋一样，也曾想到过那个不无悲壮的名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结果是，我将妻子，特别是儿子，一起拖入了“地狱”。
借这书写内心的短章，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妻子不避“家丑”的勇气，我更要感谢我们的儿子，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磨难之后，在被迫为此书“献身”之后，在承受了三个月怕看此书的内心挣扎之后，在他母亲的生日那天，终于将书看完，并理解、体谅、原谅了我们，以一条让我们夫妻泪流满面的短信，与父母达成了最终的和解。我含泪感谢命运，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将我们这个曾经苦难的三口之家带出了“地狱”，回到阳光灿烂的人间。
然而，在我未及尽幸尽欢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又一个孩子正在真正地、永远地进入了“地狱”。2012年4月7日，武汉市文联、武汉文学院联合武汉晚报为《一个孩子的战争》举办了研讨会，会前，我已得知武汉一所重点高中一名备战高考的高三男生，于3月28日下午突然冲出教室，从五楼跳楼身亡。就在研讨会前夕，一位浙江的读者弯弯妈妈给我发来邮件，嘉兴一中一位高三女生，仅仅因为今年3月的一次高考调考没考好，也跳楼自杀了。两位高三应届考生都死在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含苞欲放的生命，一个家庭只有“一个”的孩子，就这样，死了就死了，没有谁对这类死亡负责，留给父母亲人的是天塌地陷，生不如死。所以，我要在此写下儿子小学的母校武昌湖北省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去年见诸报端的通栏标题粗黑字体的“名言”：教育就是学生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
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写。我为什么不写？我为什么不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