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董培伦的诗作，必定要与“爱情”这两个滚烫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这位情感极其细腻的诗人，第一次提笔写诗，就选择了这一玫瑰色的永恒题材。然而，在董培伦新近出版的诗集《情归何处》中，爱情诗这一主题有所淡化，他所叙写的触角恣意地延伸开来，延伸至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近年来发生的国内外大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现实问题，以及京杭大运河、新疆天山、故乡山东、欧洲风情，自然还不少了挚爱亲情。可以说，在我读到的董培伦的诗集中，这部诗集题材广泛，几乎记录了这几年他的行踪、他的关注重点、他的内心思索，其自如挥洒、别具一格的写法前所未有。与之匹配的是，这部诗集手法纯熟，句式凝练，意象纷呈，音韵和谐，既保留了明快、晓畅、奔放的风格，又强化了内容旨意，使每篇诗作更显深刻。深刻、率直、尖锐，是这部诗集叙写现实时的鲜明特色，那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尽管不乏诗人的急躁，却饱含了不沾纤尘的真诚和希冀.。

我特别喜欢历史或现实题材的《是谁融解了大冰雪》《一位溺水的打工少年》《龙井茶的呼唤》《在宁波天一阁藏书楼观范钦先生画像》，描述人文遗存和各地景色的《是谁的牙齿将广济桥啃食》《孔雀河是怎么蓝起来的》《达坂城的姑娘哪去了》《圣人山》等作品，每一篇都值得反复吟哦。“圣人山在天山与昆仑山之间/显得比沙粒还要渺小/但在热爱知识的维民心中/它比珠穆朗玛峰还要崇高。”（《圣人山》），这样的诗句，在技巧上似已朴素到了极致，但这朴素藏在了至真和恢宏之中，反复揣摩，用心领悟，便知其渗入每个文字中的感情和技法，表达得炉火纯青。类似的阅读感受，在细读董培伦那组题为“亲情萦怀”的诗作时，会愈发强烈。“回乡看望双亲的路坎坷而又漫长/旅途的困倦令我睡在老父亲身旁/尽管12岁时我就远离他的呵护/年近古稀还是他膝下的儿郎。”（《老父亲的手》）这是这首诗的开头部分，深味再三，不得不确信除了这样剔除多余技巧、突显情感本真的写法是最适合、最能准确表达内心的。而在“喜看欧洲”这一辑中“卢浮宫内三件镇馆之宝”的三首诗：《胜利女神》《蒙娜丽莎》《维纳斯》，充分展现了董培伦擅于描摹、情融于景的写作风格。三件镇馆都是女性形象，却分别展露出英勇、从容和柔美这三种特质。我相信站在她们面前的那一刻，是诗人此番游历欧洲的高潮，以他的诗句为证：“五百年前的一张油画/是达·芬奇的传世经典/无论我怎样变换方位/都逃不脱她温柔的顾盼。”（《蒙娜丽莎》）依然是不吝激情的表白，依然掩不住对阴柔女性的赞美，爱情诗人在极度的美轮美奂面前，免不了些许失控，这便是诗意喷涌的泉口。在那里，滚烫的熔岩能烧毁理智的羁绊，剩下的便只是五体投地的钦服和神赐的妙句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即便董培伦的叙写对象有了一定的转换，但其风格尤其是作为其创作动力的激情却一如既往。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宁静中积累起来的情感。”然而，推动董培伦投身诗歌创作且无法自拔的原因，除了宁静中积累起来的情感，还有思索、迷惘、无奈和痛苦。当他暂时从至上的爱情中抽身回望四周时，发现历史和现实题材俯首可拾，这既让他仿佛打开一座金矿般兴奋，又不得不为沉重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伤神。这部《情归何处》，是董培伦30多年来除了爱情体验之外的其他人生经历和体验的集大成，内中可窥见若干行状尤其是心路历程。毫无疑问，这一点他是通过这部诗集做到了，且做到极为圆满。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话题却被勾引而出：对于一向忠实于爱情表达的诗人，这样的蜕变会不会带来固有阵地的失守，或者说，战线的拉长会不会使诗人疲于奔命？因为，直到现在，我们最期待最渴望的，依然是尽显董培伦创作个性的爱情诗。

事实上，这几年的董培伦除了专事诗歌创作，偶或也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发表他所认定的诗艺观点。他力除新诗“散文化”的弊端，觉得如此便有碍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有碍于新诗的健康发展。他反复强调新诗的晓畅明快，反对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但同时也反对把新诗散文化，因为过分的口语化会导致诗意的失落，变成分行的散文，甚至连分行散文都不如的东西。这几年，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践行自己所持的诗艺观，使理论与实践相融相彰，窃以为这部《情归何处》即是这一动机推动下的成果之一。从真情出发，直至永恒。我钦服于董培伦的诗艺观，更钦服于他矢志于坚守诗歌应有阵地的倔强姿态，当然，我也钦服于他近年来所获得的骄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