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平地不多，不能像平原一样划出一大块来，让学校在那里堂堂皇皇地建，只能在村子的一角，挤出一块地来，叫来村里几个年轻人搬些砖来，弄些瓦来，花上个把月，盖出了几间简陋的瓦房，把教室前的坑坑洼洼填平，算是个活动的操场。于是，附近的村村寨寨的孩子不用跑很远的地方念书了，走上几百米，甚至一踏出家门，就进校门。那四合院模样的学校跟村里人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在清晨或黄昏响起的一阵朗朗书声，才让人感觉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校。
学校的房子是村里人集资建的，老师也是村里人。这千沟万壑的深山里，是很少有什么师范毕业生分配到这里的。山外的人对这里都望而生畏，穷山恶水的。但这里的小孩又要读书，那只好找村里读过私塾的、念过高小的，找来找去，只找出了三四个。上级派来一个校长，管理这里的一切，工资由村里每家每户地筹着和上级补贴，学校就这样顺利地开课了。
村里的老师跟村里上山下地的人没什么两样——头发也有些蓬乱，衣服也会沾着猪潲水。只是偶尔的时候，穿上整洁的中山装，插上一支锃亮的钢笔，才让人感觉到有些派头。只有那外来的校长精神些，经常着中山装，让头发尽量地往后翻，背着手在校园里转悠，让调皮的我们有些收敛。
学校的老师是村里惟一能讲普通话的。他们经常出差到山外去参加培训，见多识广。普通话是城里人说的话，村里的人大多是讲“叽里呱啦”的壮话或毛南话，桂柳话都没有多少人会说。普通话是什么玩意儿，大伙心底更没底。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一年到头就听着校长从山外带来的那个破旧的收音机“沙沙”地播放着些歌曲和新闻，很是新奇。我们也好奇地跟着收音机里读，读久了便觉得村里老师的普通话说得怪怪的。上课时，他们手拿着课本，憋足了劲，一字一顿地吃力地范读那课文，嘴唇不停地蠕动，有时盯着一个字，嘴巴张了大半天，还是吐不出来，弄得满头大汗，转而脸色有些微红，很尴尬地对我们笑笑。憋得太久了，干脆就用壮话来解释，大家便恍然大悟般地赶紧记住那个字。有时脑勤口快的同学一蹦便蹦出那个字，清脆响亮，喜得村里的老师翘起大拇指，连连夸奖。老师自己也赶紧卷着嘴唇学着，支支吾吾地弄了几声，还是不像，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在当地的壮话里，送气和不送气是不分的，更没有什么卷舌不卷舌的，这些让村里的老师伤透了脑筋。记得讲《龟兔赛跑》的故事时，大伙都被那精彩的故事迷住了。突然，村里的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让大伙都愣住了：“你们吃过肚肉吗？”兔肉还是肚肉，肚肉就是猪肚，到底是哪一种？看到没人吭声，村里老师用壮话解释了一番，并在黑板上写出“兔”字，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村里的老师大多是堂叔堂伯之类的，让人感觉亲切又害怕。每每上课铃“铃铃”响了，大伙背个小书包急急往学校赶，心里有些慌慌的，生怕被老师逮住了，唠唠叨叨地训上个大半天，但往教室门口一瞧，一见是自家的堂叔，心情自然放松些，缩缩地钻到前面，很委屈的样子，低低地叫声“叔”，只见他那微微绷着的脸温和了下来，于是“哧溜”从他腋下钻了过去。上课时，大伙争先恐后地发言，“叔叔”“老师”“伯伯”各种称呼此起彼伏，尽管父母在家时经常严厉地强调，在学校只能叫老师。可在这种热热闹闹的课堂之中，情急之下，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呢。甚至在做作业时，遇到不懂的地方，便赶紧扯扯老师的衣角亲热地“叔”长“叔”短地叫，弄得那老师狠狠地盯了两眼，还是耐心地弯下腰讲解问题了。谁是谁的堂叔堂伯，同学们也最喜欢拿这来炫在口头上。村里没什么外出工作的人，能按时领到工资的老师们就成了村里人最羡慕的吃皇粮的干部。于是，大伙儿就喜欢拿他们来说事，表明自己的得意。有个早上，同学们坐在教室里等了大半天，也没见到老师的影子。阿豆便神神秘秘地跟大家讲，他的堂叔昨晚喝高了，估计今天早上难以起床，应该是向校长请假了。这么一说，原先安安静静的教室一下子乱了，大伙趁着难得的自习课，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吹牛聊天的，呼呼啦啦；追逐打闹的，叽叽喳喳。大伙尽情地欢乐，教室里像是炸开了锅。突然，门口晃动着一个身影，一动不动，直盯着教室里活蹦乱跳的大伙，一看是老师来了，他正红着双眼，满脸严肃地看着纷乱的教室。大伙一下子慌了，赶紧逃回自己的座位，翻开书本，端端正正地坐好，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但大伙的心直忐忑地跳，埋怨着阿豆的假情报。
村里的老师一般不住在学校里，因为家就在学校的后面，一溜出校门便进家门。放了学，整个校园就空荡荡的，只留下校长守着，即使村里的老师分上了一两间房子，也是摆摆桌子，用来放作业粉笔或是教本什么的。他们正当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的活忙着呢，家里的几亩田地全撂给瘦弱的师母们去干了。师母们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里来雨里去。村里的老师被孩子们牵着呢，都是乡里乡亲的孩子，备课、上课、改作业，一点都马虎不得。但家里的事情也牵着他们，于是学一放，他们便急匆匆往家里赶，喂猪喂牛，煮饭煮菜，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的作业本经常是沾着些斑斑的米浆，脏兮兮的，那是村里老师放了学，带上一摞摞的作业回到家里，放下便拎上箩筐往地里拣猪菜，洗净剁细，混上米浆，赶到脏兮兮的猪栏前，舀起一大瓢，放到槽里。那饿得嗷嗷叫的猪，迫不及待地将大嘴拱过来，抢着瓢里的潲水，张开大嘴“扑扑”地吃。这时，村里的老师就坐在猪圈旁，拿出几本刚刚从学校带回来的作业本，专心致志地改起来。猪的大嘴在槽里不停地拱着，飞溅起来的潲水喷到了作业本上，村里的老师忙不迭地用自己的衣袖小心翼翼地擦了擦，但还是拖下一条长长的米浆迹，跟那鲜红的墨水混在一起，斑斑驳驳。有时也沾染着些油迹，那是炒菜留下来的。乡村小学生的作业本就这样被花花绿绿地改着，记录着老师们忙忙碌碌的生活。
村里老师的裤脚常常是往上挽着的，除非是寒冷的冬天，才齐刷刷地放下，他们常常要下到田地里耙田插秧，到河边挑水、洗菜，都是一些跟水打交道的活儿，而且都是放了学以后才急急忙忙赶过去，有时中午一到田里挽上了，整天就这样留着，省得下次再挽，但更多的时候是忘记放下了。有些重活儿，师母们是干不来的，只有靠这些村里的男老师。农活很讲季节，错过了，一年全家可能就得喝西北风了，谁也不敢怠慢。于是农村小学在这大忙季节，常常有一星期的农忙假，村里老师就利用这一星期的假期赶紧把田里的秧插了，算种下了一颗定心丸。田地较多的老师，收了假，上了课，心里也老惦记着，课前课后地赶。有次上了课，铃声响过不久，村里的老师急急赶来，满头大汗，踩着一双凉鞋，小腿白白的，像是刚被水冲洗过一阵，那裤脚仍高高地挽着，皱成一团，裹在膝盖上，后面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黑泥巴，紧紧地贴在裤脚上，还没干呢。但一踏上讲台，老师便摊开课本，忘情地讲了起来……
师母们当初嫁给村里老师的时候，是看中他们有点文化，起码是半个干部，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可是现在大喊没有后悔药，只好认命。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担着，累了，满腔委屈，不顺心了，便忍不住破口大骂：“天天守着那破讲台，一个月没得几十块钱，添点油盐都不够。”有时候索性拎个背篓往教室门口一放，交代着拣菜收玉米什么的就走了，全不顾教室里一双双惶惑的眼睛。碰到骂得凶的时候，村里老师便使着酸溜溜的那一套：“压低点声音，学校里的孩子都是乡里乡亲的呢，我不教谁教？以后的活我尽可能多做些。”说话时满脸堆笑，惹得师母们又咯咯地笑了。
村里的老师就这样用他们拗口的普通话把山里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送出了山外，送成了干干净净的城里人。他们自己依旧裹着泥腿在教室和田地之间劳碌奔波着。后来，有的成了真正的干部，有的则离开站了十几年的讲台，因为他们只是代课老师或民办老师。于是，他们又整天在田地里穿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