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43年读到《讲话》的，那时敌后晋察冀根据地正处在反“扫荡”当中，在行军途中大家听读了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的《讲话》全文。我们几个搞创作的同志特别受鼓舞。我那年22岁。

当年这篇《讲话》使我对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文艺问题有了基本的认识。随着多年文艺工作的实践和学习借鉴，《讲话》中讲的一些道理不断地得到印证，从而形成了我的文艺观。今天回想起来，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毛泽东同志应大家的要求在调查研究了文艺界的情况以后召开的。整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了文艺问题的方方面面。我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这篇精辟的论述，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艺问题认识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对文艺问题的认识和主张的最完美的表述。

作为一个在战争环境下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初步的革命觉悟和对文艺的爱好，很自然地形成了按照党的要求把文艺用作武器向群众进行宣传的责任感。学习了《讲话》，这种责任感也就更为牢固。特别是懂得了教育者也要受教育、做先生也要做学生的道理，此后的“下乡”、“入伍”也就不只是搜集写作的材料，而更注重参加群众的斗争实践，更看重思想情感的收获，更加愿意到艰苦的地方经受磨练，更愿意自讨苦吃。后来进行创作，动情时常常感到是在替牺牲的战友说话，替养育了我们的老大伯老大娘说话。

《讲话》的发表，使我国的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人民文艺的时代。其标志是文艺的服务对象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以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文艺创作的内容也更多地转向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人民的人物典型更多地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

作为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为能够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而自豪。我军的光荣传统当中，也包括十分重视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来鼓舞部队士气，来向群众进行宣传，来进行自我教育。由于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随着部队的不断壮大，我军的文艺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以后，广大军队文艺工作者更自觉地深入到部队生活中，并创作出一批受到广大读者观众欢迎的作品。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演出的剧目《刘胡兰》《炮弹是怎样造成的》《不要杀他》《子弟兵和老百姓》等，大都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的文艺工作已成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战线一个重要的部分，革命军人的形象开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开始登上戏剧的舞台，军旅歌曲开始进入校园、进入广播。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军旅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工作又有了迅猛发展。特别是反映我军丰富的历史、描写我军各具风采的领袖人物的作品，已成为向部队和广大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教材。而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通过几十年来我军文艺工作的实践和传承，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方向正确、思路开阔、富有创造精神的创作队伍，预示着在本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中，将承担起历史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