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何其芳的百年诞辰，他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我常常想，如果何其芳还健在，会多好！缅怀他的生平和他为我国文学事业献身的榜样，我永远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他实在是去世得太早了，不然，他肯定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著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何其芳是筹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并为文学所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老所长。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和党委委员，为学部的建设做过许多工作。他从青年时代离开故乡到北京大学上学，后来到山东从事中学教学和文学创作，并以《画梦录》荣获《大公报》文学奖而知名于文坛。1938年他偕同沙汀,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他一改早期唯美的诗风，写出给少男少女们的《夜歌和白天的歌》，歌唱新的生活、新的情感，受到全国广大青年的欢迎。后来他又被派到重庆做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除了写诗，还撰写了许多文学评论，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解放战争中，他被派到前线，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新中国建立后，他从马列学院调任当时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所长郑振铎筹建文学所。郑振铎因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工作繁忙，所以文学所的工作实际多由何其芳主持。1956年文学所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1959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何其芳就接任所长，一直到1977年去世。他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这一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广泛罗聘人才，收购大量图书，健全科研组室，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创办后来名满全国、影响及于全世界的重要刊物《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真是殚精竭虑，献出了他后半生的大量心血。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可谓名家荟萃，群贤毕集。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王伯祥、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吴世昌、陈翔鹤、张白山、吴晓铃、蒋和森、邓绍基、刘世德、王水照等，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戈宝权、季羡林、卞之琳、罗念生、潘家洵、杨绛、朱虹、董衡巽、吴元迈等，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唐弢、毛星、朱寨、樊骏、林非、吴子敏、蔡葵、何西来、蒋守谦，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蔡仪、王辽荧、王淑明、曹葆华、缪朗山、柳鸣九、钱中文、王春元、涂途、王善忠、李传龙、张国民等，民间民族文学研究方面有贾芝、卓如、祁连休、马昌仪、呂薇芬、仁钦道尔吉等。为了罗聘许多著名学者来所工作，何其芳不但登门礼聘，还亲自为之跑待遇、找房子。为了罗致合格的青年研究人才，他专门派人到高校择优录取，还规定了两年试用淘汰制，为培养青年研究人员，亲自为他们拟定三百多部必读书目，乃至亲自为他们修改文稿。文学所初建，图书资料匮乏，需要平地起家，他把这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来做，聘请专门人才，到全国各地和民间去采购，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耽搁，1977年，文学所藏书仍达到90多万册，包括许多古本、善本、珍本书，占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藏书的一半，还聘有能够将古本图书整旧复旧的工人。这都与何其芳重视图书资料工作分不开。文学所在1964年前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和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各个研究组、室的建制，基本都是在何其芳同志任内建立的。包括《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学知识》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外国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刊物及其编辑部的建立。当时文学所还出版过《文学研究集刊》《文学评论丛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70余卷。正是以上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文学所迅速成为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文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何其芳堪称文学研究所的模范所长和《文学评论》的模范主编。他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勤恳治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都永远活在文学所全体同志的心里。
作为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何其芳还为发展我国的文学评论事业，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著有多种文学评论集，《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则编辑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文学评论，包括他宣传和纪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多篇文章和对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他的《胜利的战斗的二十年》这篇长文，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而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地总结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成绩与偏差，既反左，也反右，既旗帜鲜明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主张，又批判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既坚定地捍卫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时深刻地阐明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包括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艺术美的创造和艺术才能的存在，以及个人在艺术创造方面的作用等，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发展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其中的观点，至今仍然显示出真理的光辉！何其芳曾经深入地研究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并写出3万多字的长文《论〈红楼梦〉》，在我国红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一部深刻之作。他在《论阿Q》等论文中所提出的“典型共名”说，已成为学术界共认的具有独到发现的一家之言。他所写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的文章，也充满真知与灼见。在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他组织安排所内研究人员编写《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自己亲自参加讨论提纲，还不止一次为编写中国文学史问题发表讲话和写文章，对撰写这类著作的任务和原则，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他领导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后来都被国家教育部颁定为大学文科教材，可见其重要的影响。他主编的《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印行数十万册。他撰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为这篇序言修改了3次，传为我国文学界的殊荣和佳话！毛主席曾称赞何其芳办事“认真”。何其芳不但是党的优秀干部和卓越的学术领导人，他还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公仆。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和宽阔待人的胸怀。不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丝毫不苟！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受到冲击，被批斗过，心怀委屈，但即使让他扫厕所，到了五七干校，又让他喂猪，他打扫的厕所十分干净，他喂的猪也肥肥胖胖。他还自己编了歌谣：“猪忧亦忧，猪喜亦喜！”可见他对革命工作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与耿耿情怀！文化大革命后，他痛惜失去的宝贵时间，急于恢复文学所的研究工作，亲自带领全所人员打扫办公室和图书馆，筹划恢复《文学评论》杂志，还不分日夜地写作。仅一年多时间里，他就新创作了诗歌十多篇。他还赶着写回忆录《毛泽东之歌》，回忆自己到延安后所受到的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的过程，直到他病入医院，临终之前还催着要校阅这篇文稿的清样。他对革命和文学事业的鞠躬尽瘁的精神，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为感动！
作为在何其芳领导下工作过的后辈，我深感他是个高尚的人、真诚而正直的人，对待同志总怀着赤子般的热情和真心，他的品格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在他生前，出版有文集六卷；在他身后，编辑出版有全集八卷。他的文集和全集，无疑是他留给我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珍视！而他作为革命文学工作者的光辉榜样，也永远会为后人所铭记，并鼓舞后来者踏着他的足迹去继续为革命和文学事业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