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批评是教父，也是教练。教父的角色是引导作家靠近神灵和抵达终极，属于精神指引；教练则是告诉作家靠近和抵达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属于技术指导。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在“文以载道”的理念下，一直把文学的意义阐释和思想境界作为文学的最高目标，《毛诗序》里最早提“诗言志”，《典论·论文》断言诗“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还可以“美教化、厚人伦、经夫妇、正得失”。到后来我们也常常把文学当做思想的工具来使用，文学批评的文本也是绞尽脑汁地在文学作品中挖掘思想、寻找意义。
文学批评这么做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我们批评的全部注意力都聚焦在从历史、现实或人生中挖掘思想和寻找意义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则陷入了另一种危险，即批评单一化形态下对文学的技术分析与秩序论证呈现出集体性的回避和忽视。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批评都在当精神教父，而不是当技术教练。
从作家的实用功利主义目标出发，作家对教练的需求远远大于对教父的渴望。
作家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与作家的学识、教养、修行与人生经验密切相关，一时教不出来，虽可引导，却不是轻易就能让他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而技术却是有章可循、有法可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是可以教会的。
一个写作者，如果有了基本的技术支持，哪怕是跑龙套，也可以在文学舞台上分到一个小角色；如果你五音不全、唱腔跑调甚至连台步都不会走，舞台上连跑龙套的角色都不会留给你。在我看来，当下许多作家的创作困境是因为技术准备严重不足，技术训练残缺不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长篇小说写出来后，无声无息或无人问津，这对作家的信心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一个作家没有那么多的自信可供期刊、出版社和读者的反复冷遇。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说的技术有问题，把长篇小说写得不像长篇小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在一个出版和阅读越来越大众化和公共化的时代，作家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对文学作出的新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转型与调整的能力？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致命的提问。
很多时候，作家不缺思想，不缺高度，而缺技术，缺情感。中国的长篇小说只是篇幅上的长篇小说，而不是技术上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就像一幢大楼，应该有圆整的结构和匀称的支架并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读哈代的《苔丝》、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复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就会发现，我们的长篇小说在技术上首先是不会搭架子，写到哪儿算哪儿，人物和情节或轻或重，或左或右，闪闪烁烁，没有定性，没有技术整合能力将其打造成一个圆融而和谐的整体。
也许会有人说，你再看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还有马尔克斯、福克纳的作品，哪有什么结构？这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个骗局，我们所说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实验性小说，即提供了理论研究上的小说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作为小说的主流价值和主流地位来引领小说的方向和道路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一度以“反小说”的姿势出现，对小说的基本技术和固有纪律进行了颠覆性破坏，结果是我们没有凭借“先锋实验”赢得国际化的荣誉，反而忘记了小说基本的操作技术。当我们疯狂扑向普鲁斯特、福克纳、罗兰·巴特怀抱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点，他们这么干是剑走偏锋，而我们这么干却是拾人牙慧。
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流是形式主义文论，说白了就是技术批评，从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诗论、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诗学主要是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依据、途径、方法和道路，即“怎么写”，因为“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所以文学的内容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告诉你写什么，你出来的不一定就是文学，告诉你精彩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与立意，写出来同样有可能是苍白而空洞的作品，一个好的素材、好的立意，在不同的人那里，写出来的面貌完全不一样，作品的高下取决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了，即取决于技术的高低。
小说的一些基本要素是不可颠覆的，比如故事、人物、情节、细节、结构、节奏、气韵，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写气韵，那是说短篇小说，如果写中篇小说，那就必须得有个好故事，长篇小说除了好故事外，还得有好的结构，说长篇小说就是结构艺术，意在强化结构对于长篇小说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小说的技术范畴，比如长篇小说的结构通常是复式结构，复式结构的几条线之间如何构成戏剧性关系，这里面就大有文章，还有情节关系、人物关系的戏剧性设计都直接决定着主体结构是否牢固、合理与有效。小说的戏剧性设计的模式和类型，小说的支线与次要人物在和主要人物与主要情节纠缠中的叙事控制，小说的细节选择与对话质量把握，都有其体系性和规律性的学术纵深，还有小说创作中对人物情感本位性体验的准确和到位，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创作状态的酝酿、爆发、保持、延续的规律性研究，都可以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来实现。创作心理学中的创作状态与创作体验的研究分析，对作家的创作将会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小说的思想在天上，故事和人物却在地上，我们写小说写到一定阶段后，发现上天容易贴地难。如何编一个把读者忽悠得乐而忘返或痛不欲生的好故事，这几乎需要作家一生去努力奋斗，好故事需要生动的人物、精彩的情节、绝妙的细节去完成，所有这些，除了靠作家惊人的想象力，靠人生的经验、学养、智慧，还必须靠文学的技术批评提供持续不断的技术渗透与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