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罗曼·英加登（1893―1970）在他1931年用德文写的，后在50年代又翻译成了波兰文的关于文学美学的主要著作《论文学作品》中，根据德国著名哲学家也是他的老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 l859―1938）关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的理论，曾经提出一个认定文学作品是一种“意向性客体”的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所谓先验唯心主义所提出的要把现实世界和它的组成因素看成是一个纯意向性的客体，它的存在和确立的基础深深扎根于纯意识中。要对埃德蒙德·胡塞尔以如此不一般的精确程度，并且考虑到了许多非常重要和难以把握的情况，而构建起来的这种理论表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说明的是意向性客体存在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确，实在客体的结构和存在的方式同意向性客体在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找到了一种毫无疑问是纯意向性的客体，有了它便可不受考察实在客体后所得出的看法的影响，来对这个纯意向性客体的本质结构和存在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文学作品特别适合于这种研究。”在英加登看来，作为意向性客体的文学作品，既不同于实在客体，也不同于观念客体，因为实在客体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的存在，而观念客体则是永远不变的，作为意向性客体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则有赖于主体的意识，它是主体的意识行动的产物。此外，一部文学作品由于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就是英加登称为具体化的过程中，对它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因此它在读者的眼中，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不是永远不变的。

这里首先接触到的是作者、读者和文学作品的关系问题，英加登说：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可能是以作者很明确的体验为条件的。作品的总的构建和它各种属性的形成也可能有赖于其作者的心理属性和才能，决定于他思想的类型和智慧。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也可能或明显或不明显地带有作者个性的痕迹。照这个意思，它就‘表现了’作者的个性。”这就是说，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意识行动的产物，无疑和作者的个人经历、生活体验、思想意识，创作个性和才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一切也会或隐或显，直接或者曲折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但在英加登看来，作者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并不单是为了反映他的个人经历、生活体验、思想意识和创作个性，而且也是要让他创作的这部作品去接受读者对它的具体化。这是由文学作品结构的本身来决定的，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有层次的结构，它有四种“必不可少”的层次，这就是：“1.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础上的更高级的语言造体的层次；2.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或整体的层次；3.不同类型的图式的观相、观相的连续或系列观相的层次；4.文学作品中多种再现客体和它们的命运的层次。”英加登认为：“语词，特别是语词的发音——正像大家知道的那样——有一段在语言社会中发展和生活的历史，这段历史与这个社会和生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的工具”，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当然也是人们之间“互相沟通的工具”，它的形成和这部作品作者的创作意向，以及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见闻和体验是分不开的。图式观相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作者对他要再现的客体总是要以他在创作中设计的形象展示出來，一个再现客体可以连续以多种形象展示给读者，在英加登看来，这是为读者对它的具体化做好了准备。文学作品中的观相既是图式的，那它就一定有许多不确定的位置，有待读者在具体中不断地给予填充，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只是它的作者个人，而是他和他的读者共同完成的。英加登在这里已很清楚地说明了文学作品要面对广大读者，一部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而且他还指出了不同时代的广大读者对它都有具体化的权利（不仅本民族的读者，如果它已翻译成某种外文，那也包括那个国家的读者对它的具体化），也就是说它必须接受不同时代阅读过它的所有读者对它的检验。如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由于它所包含的无比丰富和极为深刻的认识和美学价值，它的图式观相中的不确定位置是永远也填充不完的，它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它就会成为不朽的经典，它取自和运用的时代语言不论在其后的什么时代，都将成为文学语言的典范。但如果一部庸俗的作品出版后，过了一段时期，读者对它不感兴趣，那它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遗忘。英加登通过他所提出的文学作品的层次结构和性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文学作品的产生脱离不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也将反映在作品中。同时作品也要为社会服务，它为人类社会给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就会得到社会承认，否则将被历史抛弃。

英加登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特性时，还提到了它具有一种“形而上学质”。所谓“形而上学质”，就是“例如崇高（某种牺牲的）或者卑鄙（某种背叛的），悲剧性（某种失败的）或者可怕（某种命运的），震撼人心，不可理解或者神秘的东西，恶魔般（某种行动或者某个人的）、神圣（某种生活的）或者和它相反的东西：罪恶或凶恶（例如某种复仇的），神魂颠倒（最高级的喜悦）或安静（最后的平静）等等”。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再现的客体情景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表现和显示特定的形而上学质。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可能的，形而上学质在许多再现的情景中能够给我们显现出来的事实，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够最深刻地打动我们。文学作品只有在形而上学质的显示中，才达到了它的顶点”。“但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我要说的那样——那种形而上学质得以实现的情景相对地说是很少见到的……但我们心中有一种期待它们的实现，并且通过‘体验’来察觉它们的秘密的渴望”，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我以为：英加登所说的形而上学质就是文艺作品中这种“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表现，因此它的“具体化便获得了特殊的审美价值”。总的来说，英加登在他的《论文学作品》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性质的观点今天看来，依然富于创见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