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伯伯去世了。翻开旧时的采访记录，怀念他，点一炷心香默默送他。记住他，和大家分享那段不该忘怀的谈话。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在日本，人们再次提起中国的梁思成、罗哲文二位先生，他们被称为“京都、奈良的恩人”。“梁、罗使日本古都免遭炸弹毁灭”的秘闻又成为了媒体挖掘的“新闻”。
记得那年我的舅舅正在联系罗哲文先生，准备再为他编辑一部书。闲时他谈到保护日本古都的话题。我提出请他联系，想采访罗伯伯，舅舅和他商量好时间，我便赶到他的住宅。
温文儒雅的罗伯伯是著名的古建筑专家，他曾到世界各地学习考察，那天他穿着大约是经历了若干夏天的白色圆领大背心，打开门，绕过书堆，又坐进书堆，毫无大师之态。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轻轻弱弱，若不是看着他那张笑脸，全可当他只是点头示意而已。他家那间客厅兼书房且兼工作室，没有任何现代化陈设，触目所见，到处是书。书橱“爆满”，从地上堆起的书刊资料一摞一摞高低不等，像一座座沙丘，如果不做片刻搜寻，全可当他是坐在书桌旁一尊微笑的雕像。我望着墙上挂着的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听他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罗伯伯从1940年考入当时我国惟一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说起。
采访前我做了功课，知道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中国惟一研究古建筑的机构，梁思成是负责人之一。我不能白费了工夫，抢先说：“当时营造学社刚搬到宜宾不久，向社会招考年轻人做练习生，您当时十六七岁，刚高中毕业，又爱好绘画，于是去应考，没想到在众多的考生中，仅录取了您一个。1944年的七八月间，您刚满20岁，受命到重庆帮助梁思成工作了一段时间。您这个生在宜宾、长在宜宾的学生随恩师乘小火轮顺流800里到了陪都重庆。”罗伯伯说，“是啊，从此我便一直跟随梁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然后，他突然声音大起来说，“你来采访，我非常欣慰，我本人没什么可写的，如果你们年轻人多关心些古建筑是好事，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呼吁，对我国古建筑的保护起到些推动的作用。”
聊天刚开头，我忽然想起进门前买的两盒冰激凌还在提包里，旋即拿出，罗伯伯不吃，边看着我稀稀落落喝冰激凌水边说：“那天天气也这么热，梁先生叫我跟他到重庆去办一件事。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重庆是大地方，又是战时‘首都’，我还从来没去过哩！记得那天梁先生也请我吃了冰激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这种洋玩意儿，觉得味道好极了，回味起来，现在任何一种高级冰激凌都不能与之相比。”我反复劝他，您尝尝这个化成水的味道。他不太情愿地在杯口处抿了一下说，“再好也和心里记着的滋味不同啦。”
我的采访本里是这样记录当时情景的：往事就像他年轻时爱吃的重庆怪味豆，麻中有辣，又带着些许回味的甘甜。我问到了保护日本古都的话题。罗伯伯从头讲起：“那年，我和梁先生到了重庆，就住在小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幢楼里，每人一个房间。我被安排在另一幢三层楼的三层单间小屋内工作。小屋窗户小，光线不太好，白天有时也得开灯工作，梁先生不在那里办公。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秘书长在楼下办公。当时梁先生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些朋友和他来往密切，进进出出神情严肃。梁先生嘱咐我不要常出去。我在那里一个多月，梁先生每天给我一部分军用地图，让我将他事先在地图上用铅笔标出的记号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当时晒成的蓝图，比例为50000∶1。梁先生用铅笔将应予以保护的地方一个一个标出。我用鸭嘴笔、三角板、黑色绘图墨水再描清楚。主要用‘○’和‘□’两种‘免炸’符号，但是‘免炸’的大小范围画的是不一样的。”
“那些日子，梁先生整日忧心忡忡。我们整整干了一个多月，有时晚上还得加班。标过的地图中有中国的沦陷区，也包括日本等太平洋战区之内的重要历史名城和文物古迹所在地，有的是整座城市标下来，有的是几个具体地点。那时我理解不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更不懂得他苦心忧虑为了什么，只知道那些大比例尺的图一定是有特殊用处的军用地图。按照先生的要求，我在一张日本地图上标出了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因为我从中国营造学社以前出版的《营造学社会刊》上，曾经看到过介绍奈良、京都两座著名古都的文章，所以印象很深。记得当时这两座古都都是全部标出的。”
当年日本人也认定奈良、京都必炸无疑，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将京都御所的整个木长廊都拆了。与奈良、京都相隔不过数十公里的大孤几乎被炸成废墟，而奈良、京都除投下一部分燃烧弹外，始终未遭到真正的空袭。遍布于这两座古城中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建筑完好无损。“免炸”的效果十分明显。
“只是当时梁先生不与我在一起办公，接触什么人我不知道。打电话又都用英语，我也从不打听。”
我想，年轻的罗先生深夜伏案标注那张日本地图时，一定不会想到正是自己描摹的线条，才使奈良和京都两座历史名城免遭人类战争炮火的毁灭。
事过几十载，梁先生已作古，罗伯伯很少谈起。可是，战后的日本人民却在苦苦寻找着“古都恩人”。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谈起关于二战期间日本许多城市遭到美军轰炸，惟独奈良、京都幸免遇难，大批文物得以保存的谜题。宿白先生想起他亲耳聆听过的一番谈话，作了这样一个提示：新中国建立之前，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著名古建筑专家的梁思成，在与北京大学教师的谈话中曾提到为保护日本的古都，向美军指挥部提过“免炸”的建议。日本人那时才恍然大悟，京都、奈良的“保护神”恰恰出自他们曾经侵略过的中国。
1985年，罗伯伯访问日本奈良时，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宿白先生的提示，证实了梁先生的这个主张，证实了保住日本古都秘密的一半。
记得当时我曾问过，梁先生如何向美军指挥部建议，与谁联络？梁先生从何处取来军用地图，标出后又交给谁，美军如何使用等等。罗伯伯淡然一笑，“如今梁先生已作古，他带走了秘密的另一半！”
梁思成先生是梁启超的长子。“戊戌变法”后，梁启超逃往日本。1901年，梁思成在东京出生，直到10岁才返回祖国。梁思成读小学时曾随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一佛寺重建大殿，父母给了他一元钱，他用这香资在大殿的一片瓦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半个世纪过去了，梁先生童年的绵绵心意同那片瓦一样留在日本。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中日邦交的恢复，更没能重游扶桑去寻觅他那童年的往事，去看看他80多年前献上的一块瓦。
“梁先生在世时为什么从未提起标绘地图保护日本古都的事？”罗伯伯说：“上世纪60年代，中日、中美关系微妙，他不便说出与美军的这种合作……从另一个角度看，梁先生素来谦恭，从不自夸，他不会声张这种事，他认为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是自己的责任。”
罗伯伯的话想必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能理解，在梁先生故去之前的日子里，这件事只要说出，“特嫌”、“汉奸”之名恐难避之。我的记录里出现大大的两个字：沉默。
接下去我问：“您绘的那些军事地图还有资料吗？”罗伯伯摇摇头：“关于这项建议的文字材料和图纸在何处，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
“寺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言草芊芊。”1972年梁先生永远带走了这个秘密的另一半，但奈良古寺有一片刻有梁先生名字的寺瓦至今保留，那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深情厚谊意的一个缩影，是梁先生保护日本古都功绩的一座孤独无言的丰碑。如今，罗伯伯也带着那一半未解之谜的遗憾走了。但日本人民的子孙后代，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都应该记住梁思成和罗哲文先生。
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