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的作品，并不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取胜。她的文字细腻、精致，恰如一块针法讲究、色彩清雅的苏绣。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这位江苏女作家历时3年潜心完成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作品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六位主人公的艰难与分合，以及他们在这个“唯成功论”年代中的困境与突破。故事所蕴含的社会问题和大众情绪，使得不少读者“心有戚戚焉”。

6月29日，在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江苏省作协、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为《六人晚餐》举办的研讨会上，评论家们提及最多的是小说精益求精的语言、别出心裁的结构，以及对人性的细微洞察。谈到自己的新作，鲁敏说，这是一份献给爱和残缺的“晚餐”，为社会上所谓“失败的大多数”而写，“这是文学应该到达的角落，也是我致力到达的地方”。

记者：您大概是一个“梵高迷”。6年前为了他的一幅《邮递员罗林》，您写了一部短篇小说《致邮差的情书》，主人公罗林在您的笔下化作一位生活在当下中国的邮递员。而您的新作《六人晚餐》，据说也是从一幅梵高画作——《吃土豆的人》中得来的灵感。一幅百年前的画作，以及一部反映当下人们生存状态的小说，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鲁敏：灵感有时候不讲道理，在某种特殊情境的触动之下也就来了，但静下来细想一下，也不是偶然。这幅梵高画作是家人们在灯下晚餐，色泽黯淡，人物表情拘谨而关切——令我心有呼应。这个场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在永远地进行和发生着，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场景，却蕴含着无数值得放大和深究的密码与信息，深藏有世事的起伏进程、个体的上升或下沉、聚散离合等。世界上所有的晚餐在要素构成上大同小异，无非是食物与一盏灯、几个人，但每张餐桌上的氛围、前因后果、来路去程、所苦所思却大相径庭。

从这个角度上看，梵高的《吃土豆的人》、冯内古特的《冠军的早餐》或是我的这本《六人晚餐》，都是如此。每一顿餐食都是平常的，也都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就可透露出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境遇与生存况味。

记者：《六人晚餐》的情节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冲突，却给人一种饱满、有回味的阅读感受。您曾提到书中那次“十字街爆炸”，源于现实中一场与您擦肩而过的真实爆炸，这次突发事件似乎带给您很多思考，也直接促成了《六人晚餐》创作过程中的大修改。

鲁敏：我这个小说从2009年4月开始写，时断时续，进展缓慢，中间又穿插有孩子升学、到德国讲学、家人患病等，初稿写到14万字，停下来，觉得很不满意。2010年7月，我所居住的南京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化工管道大爆炸，因为离得近，我家也受到影响。回去打扫碎玻璃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好像听到整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在唰唰唰地挥动笤帚。我强烈地预感到，我的小说里、那个分布有诸多化工大厂的郊区，也会发生一次爆炸，书中六个人的命运将要因此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中断了的小说由此获得转折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大爆炸从来就不是偶发与孤立的，它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衍生物，也可以说是近20年城市快速发展后产业转型期的一个踉跄背影。一直到现在，大爆炸依然从各个工地上轰然响起，从被遗弃的化工区响起，从迷宫般的管道深处响起，伴随着黑红色的瑰丽云烟，许多人在那些瞬间永远失去了他们的晚餐。

记者：这部新作描写了人们面对梦想与命运的无奈和挣扎。这样一个关于“纠结”的主题，有很多人都写过，而您的作品给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说得比较多的一点是书中独特的结构。有人称您的《六人晚餐》的结构像“六扇门”、“六棱镜”、“立体魔方”，以不断跳跃、闪回的时间轴，用六位主人公的视角描画出底层生活的“浮世绘”。您是怎样酝酿这样一个有创意的叙事结构的？

鲁敏：说来这个酝酿过程真是一个“自我折腾、自找麻烦”的过程。原稿在写到五分之三时，都还是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并且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一路写下来。但回头审视时，突然感到一种厌倦与不满意。小说中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孤独、隔阂而又充满热烈的幻想，我的视角不该全知全能，那样太简单也太冷淡了。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化身为书中的人物，从他（她）的身影里出发，成为一个局限的、被蒙蔽的人，我们要一起在暴雨中淋个透。由此，我决心推翻、打乱重来，以表面上的第三人称、从每一个人物的个体视角分为六个篇章，不同的事件、情节、因果由不同的叙述主体去承担推进与展开的任务。

同时，在六人视角外，我还随时加入画外音，一个即兴展开议论与感慨的叙述者之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特点，以前在中短篇里就有多次尝试，这次继续毫无保留地加以放大。我一直认为，写作手法永无定式，需要各种现代性的打破与加入，需要强烈风格化的尝试与发挥。

此外，这个六人视角恰好还解决了小说里的时间轴问题。《六人晚餐》前后跨度近20年，简单的顺序或倒序都不足为奇，也是对难度的放弃。而通过六个人物的视角就可打乱这种固有的模式，叙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进行跳出、闪回、插入、展望与回忆，形成一种自由而曲折的命运感——当然，这个在写作中是相当困难的，我前后六稿，有一半的工夫就是在时间轴与人物视角上折腾、取舍和覆盖。

说到底，技术上的舍易求难不仅是对自己能力的挑战，其实也是对长篇这一体裁应有的敬重。很高兴我的这次尝试得到了肯定。我相信，更多的读者会在《六人晚餐》的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

记者：中短篇小说一直是您的强项，这次的《六人晚餐》，也有评论家认为从书名到故事含量都有中篇的味道，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鲁敏：哈哈，我早预料到会有这样的观点！我其实也懂得“周全”、“稳妥”的长篇策略，包括出版社多次建议过，换上一个“鸿篇巨制”的名字什么的。但是，什么书名更“像”长篇？《爱玛》《高老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庄重的“人名”就像？而《一个人的好天气》《周末》《罗杰教授的版本》《三个六月》这些就不大像？再说到故事，《邮差总按两遍门铃》《我的米海尔》是否也会因为不够复杂而更“像”一个中篇？一个作品是平庸还是优秀，跟这些并无关系。

在我们的长篇样本里，跨度巨大、人物众多、故事复杂的优秀作品，其存量已经足够丰富，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即使从生态种类讲，我也情愿“不走寻常路”，为其增添一些现代性的品种。小说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却也是不断爆发新鲜力量的艺术。我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力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小小追求，能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要求自己这样。

同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与理想，并在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路径与样式。沙雕很大，微雕很小，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美，从来就没有轻重好坏之分。归根结底，还是要独立地看作品本身。总之，我不意外《六人晚餐》所带来的审美意外。我想我们的小说需要更多这样的意外。

记者：您曾说自己是从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70后”作家，对文学的感受很复杂。“70后”作家在您看来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您认为这一代作家在成长道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或挑战是什么？

鲁敏：关于“70后”的话题已经被谈得足够多，表面上看好像有点儿不幸：写作履历平淡，才华不得张扬，既不如上一辈享受过文学大热的荣光，也不如后来者火速赢得市场碰头彩，像是身处冷水域与暖水域的交汇处——此处，营养最为丰富，命运也最为叵测，搞不好会在中途沮丧至死，或许会顺流而下远离航道。但我坚信，优秀者正可以将势就势、回到文学深处，真正做得好了，一定会是强健有力的。

关于这一代的问题，肯定有，可能问题还不少。但这一点不可怕，因为每一代、每一个个体都会面临着各自的局限性，但艺术尤其是文学就是一个不断与弱点、困境和局限作斗争的过程，重点在于，我们在写作中有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有没有逆流而上的能力和勇气。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70后”作家的个人记忆和前辈相比呈“碎片化”，格局偏小，鼓励他们“往大气象走”，多多着眼于大的时代场景。也有评论家表示“个人经验中同样包括公共经验，时代与历史就在每个人意识深处”，不用刻意靠近“大历史”。您个人认为小说应如何面对时代和人心？

鲁敏：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私人记忆与大格局大历史，这是理论界的重要命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真说不出什么的。

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小说最终所呈现的，都是取之于时间大河的“小我”及其周遭环境的样本，即人物与环境。《红楼梦》《西厢记》《呼啸山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追风筝的人》，在当时当地，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体验，讲述相关一些人的关系、进程与命运。可以想见，在同一时代，还会有各种其他的样本，通过千百年的阅读与传播，不断地淘洗、沉淀，有的作品很快消失了，有的最终留下来，成为文学中“这一个”，具有了“时代和人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也有一些“公共代表性”、“历史时代感”极强的作品，在当时名声大振，时过境迁却又不足为道，这样的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很多——能否代表“时代与人心”，似乎不是立刻就有结果的事。时间会是最好的试金石。

总之，目前就我来说，就是在写作阶段尽我所能，努力提供“人物与环境”的样本，把我在世界的位置、我与世界的关系、我对世界的思考呈现出来。

记者：《六人晚餐》是您潜心创作3年的作品，那么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鲁敏：左三年，右三年。嘿嘿，又要等一阵了，目前还处在调整与酝酿阶段。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个长篇还是当下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