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德把犹太难民社团，也就是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的三名代表，领去见第三帝国的外交官。这是犹太代表团正式拜会希特勒德国的最高特使！这一事实很有意义，并且说明，只有在开放城市上海，才会有这样反常和荒唐的事情。

奥托马尔·冯·达姆巴赫男爵身体修长，背部略驼，一对浅蓝色的眼睛已经褪色，而一头直直的金发向后梳着，油光可鉴。就连那些热心维护种族纯洁性的人也不会怀疑，他的血管中流着克尔特人或者北欧人的血液。

三位代表骤然发现，他的翻领上别着一枚饰有希特勒“卐”字标志的圆形徽章，这说明他是一名纳粹党员。这种徽章有时使人感到恐怖，尤其是使犹太人感到恐怖，但是，知道内情的人不会对它大惊小怪。众所周知，每一个在国家机关担任一定职务的人，都是这个党的党员，而这个党已经同国家、国策和未来融为一体。三位代表有所不知，其实男爵本人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对佩戴这种徽章也是心存芥蒂。他十分懊恼地屈从了纳粹党的新规。他老在想，他反正不久后就要退休，因此，他眼下对元首的第三帝国能否长命百岁毫不在意，一心要安排好图林根达姆巴赫家族儿孙们的日子，使他能颐养天年。

男爵的办公桌旁安放着一尊元首的镀金半身像。他走离办公桌，大大方方地做了一个手势，让三位代表坐到日本来访者刚才坐过的沙发上。希尔德抱着一个文件夹，直挺挺地站在高高的窗户前面。

“先生们，请坐！”

“男爵先生，我还有事吗？”希尔德问道。

“有事，请您留下。我还要跟您谈点事情……先生们，请说吧。”

曼德尔教授介绍了目前的情况，说是一帮法西斯小子定期来虹口找犹太人寻事生非。他完全不顾外交礼节，以尖锐和毫不妥协的言词提出怀疑，认为德国驻上海的外交机构在暗中支持这些家伙。

奴仆莱奥发现男爵心里不爽，直皱眉头，就想缓和一下气氛：

“当然，男爵先生，我们指的不是您个人。但是，毫无疑问，有人在资助和怂恿那家报纸和那些反犹活动。鉴于……怎么说呢……鉴于报纸的那些措词，我们想，这未必是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干的……”

“日本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冯·达姆巴赫咬着嘴唇，苦笑了一下。

听口气，他很反感日本人，可又没有把它说出来。谁都知道，虽说希特勒的德国和裕仁的日本在官方层面上宣布建立友好关系，但在具体措施上，还看不出两国确实互为特殊伙伴。在通报秘密计划方面，两国相互嫉妒，神经过敏，尽量隐瞒实际行动。留存下来的希特勒和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的秘密谈话记录，就说明了双方是貌合神离——元首当时称日本朋友是“说谎者”和“骗子”。另一方面，在“犹太问题”上，希特勒上层表现出一种狂暴的病态心理，采取的措施越来越极端。与此相反，岛国日本却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回事，没有在犹太人移居日本的问题上大吵大嚷。而在日军占领区，日本虽然感到俄罗斯和德国犹太人的到来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它却同500到600个“巴格达阔佬”家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因为这些“巴格达阔佬”已经在上海建立了牢固的国际联系。东京的实业界还讨好犹太富商，认为同他们结成有益的联盟将有利于摆脱日本传统的孤立状态。

男爵点上一支细长的埃及香烟，独自抽了起来。他瞅着不断向四周扩散的烟雾，思索了很久才说：

“先生们，大家知道，我可不是上帝。我理解你们，但是，上海除了设有德国代表处外，还设有德国的商务、政治和宣传机构，而这些机构由它们在柏林的中心直接指挥。毫无疑问，我名义上是所有这些机构的首脑，但是……如果你们理解我的意思，我名义上是……”他无法找到适当的话语来表示自己的无奈，于是又烦躁地说道：“归根结底，你们的困境不是我造成的！你们这是自作自受！”

“您很清楚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困境的，”特奥多尔·魏斯贝格低声说道，“我们本不想离开德国，假如……”

“先生们，我不想议论这个‘假如’。我不喜欢同你们讨论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男爵烦躁不安地打断了魏斯贝格的话。

“请原谅，”小提琴演奏家仍然是轻言细语，“我们并不想说明，只是由于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沉默寡言，流氓才胡作非为。您管不了这种事，我们更管不了这种事。我们只是要求您出面干预……”

“好吧，好吧，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将尽力而为。我不相信明天就会有人邀请你们出席宴会，但我希望《犹太记事报》周边的小青年不再去打扰你们。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加以配合。我请你们准备一份名单，把所有1937年以后从德国和奥地利来到上海的你们的同胞列入其中。你们能帮这个忙吗？”

三位代表面面相觑。他们明白男爵为什么要1937年以后的名单：正是在这一年，日本在法律上接管了上海。但是，是谁又是为什么要这样的名单呢？

特奥多尔·魏斯贝格瞅了一眼女秘书。她把文件夹贴在胸前，直挺挺地站在窗下。魏斯贝格觉得，她悄悄摇了摇头，示意他们不要提供名单。

“您拿这个名单有什么用呢？”魏斯贝格满腹狐疑地大声问道。

男爵可能没有察觉到魏斯贝格语气的变化。

“柏林要这个名单。可能用于统计……要有关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的详细资料。”

特奥多尔又瞄了一眼女秘书，发现她又稍稍摇了摇头。

三位代表不再吭声，一个个惴惴不安。

“对您来说，恐怕这未必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牧师终于开口说道，“大概您没有去过虹口，不知道那儿有多拥挤，有多混乱。再说，分散在上海各个角落的德国移民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每个人都在为生存挣扎……我想您很清楚，我们没有一个行政机关，甚至也没有一台打字机，没有一部电话。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把那么多人调查清楚，写进名单。男爵先生，这相当于德国一座中等城市的居民。”

“相当于一座中等犹太城！”男爵气愤地纠正说。

“您为什么不向日本当局要这样的名单呢？”曼德尔教授问道，似乎把男爵的这句话当成了耳边风。“男爵先生，我们可不是跳伞来到这里的！您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带着正规的证件，公开经由海路到达这里的。这当然不包括那些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到这里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的犹太人。日本当局在码头上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是这样吧？”……

（摘自小说《别了，上海》，[保加利亚]安吉尔·瓦根施泰因著，余志和译，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