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诸多巧合与偶然的事，譬如这篇纪念文章。
不久前率队走访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武汉小住一夜即赴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丹江口，车子经过一处叫做“老河口”的镇子，同行的高伟突然说道：“老河口是光年的家乡呀！”于是话题自然转到作协这位老领导的身上。
老河口有一条路以光年的名字命名。当年他从这里走上革命的漫漫征途，我、高伟与光年曾同在一个创作联络部党支部，他是中国作协党龄最长的老党员（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在他的家中度过许多有意义的党日，所以老河口唤起我诸多的回忆。
刚刚回到北京，便接到约稿信，明年11月1日是光年同志百岁诞辰，中国作协要出版一本《张光年纪念文集》，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我觉得这仿佛是老河口之行的总结，马上动手写下这篇小文。
不久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几家文化单位联合举办了一台气壮山河的晚会，我在舞台上重新领略了《黄河大合唱》的风采：“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两行经典的诗句，一下子把我领入到抗日战场，而光年的激情、才华、使命感，以时代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也借助《黄河大合唱》留在了岁月的丰碑上。
这次走长江，在秭归的屈原祠，我在凭吊屈原之后写了一首小诗：“诗魂千载沉江底，孤忠一片浮日来。民心可用吊清烈，文章救国须捷才。”“清烈侯”是宋代对屈原的封号，诗中写屈原的命运时，我其实是在潜意识里想到了光年先生的，他是以文章和诗歌救国的榜样，更是捷才。
巧的是我在《张光年文集》第一卷中偶然翻到他1986年10月25日写的一首关于屈原的诗：“热泪滂沱琼玉篇，文苑受惠两千年。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屈原纪念馆留字》）。光年凭吊屈原，我们纪念光年，冥冥中竟有那么几分巧合。“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这种口吻是光年典型的口吻，是他以诗人兼造诣精深的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说出的极有分量的话。这是时代造就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说是信仰，也成。
其实早在40年前在云南从军时，我就知道光年，不，应该说知道光未然。因为他1944年整理出一本极有名的云南彝族支系阿细族史诗《阿细的先鸡》，后易名《阿细人的歌》，我在军营里拜读过。我的营房在宜良，与路南相邻，而野营拉练时常住在撒尼人的山寨里，与史诗中讲述的故事背景十分吻合，故而亲切万分，同时为汉族诗人光未然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而感动。他和提供诗歌原料的阿细族青年毕荣亮的友谊，也足以让人称颂不已。
真正知道张光年和光未然是一个人，是我1978年夏天从云南部队转业到《文艺报》之后了。光年是《文艺报》老主编，要当好《文艺报》编辑，先熟读过去的《文艺报》，这是编辑部主任谢永旺同志对每个新人的要求。永旺是光年的老下级，也是光年十分赏识的年轻人。当永旺以刚复刊的《文艺报》骨干编辑的身份给我们这些新人（包括雷达、李炳银、何孔周、臧小平、李维永……）讲传统时，我才恍然大悟：光未然和张光年原来是同一个人！敢情《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五月的鲜花》的歌者、《阿细的先鸡》的整理改编者，居然是《文艺报》的老领导，现任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遥远顿时转化为亲近，说亲切也行。
两个身影与名字叠合在一起的光年，引领着百废待兴的文艺界，以诗人的激情与理论家的睿智，加上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启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他或率团出访深圳特区，或带队去大西北采风，更多的是组织评奖，编《人民文学》。那个时候我只是《文艺报》一个年轻编辑，间接听到一些因时代变革造成的观念反差进而产生的文坛纠纷，如批白桦的《苦恋》，就让光年煞费苦心，当然也让具体执笔的唐挚（达成）和唐因吃尽苦头。可是历史从来都是这样递进式发展的，站在当今网络时代的角度看《苦恋》事件，“80后”们会感到莫名惊诧，可当年光年肩上的压力之重之大，也许只有谢永旺同志多少能够感知。
另一件记忆鲜明的事件是河南作家张一弓，他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即将入选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有人反映张一弓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是“三种人”（这是当今需要不少文字说明的一个词汇）。因此中国作协党组和评委会责令《文艺报》火速派人赴河南郑州外调，任务落在我的头上——由于时间紧迫，我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往郑州，机舱里像个大卡车的车厢，客人靠四边坐定，每人还发了一床军用毛毯，这时我的感觉是即将跳伞的空降兵，而不是“外调”人员。
在郑州先见到省文联领导人、老作家于黑丁，他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对张一弓人品与作品的首肯，继而又到《河南日报》（张一弓的工作单位）开到相关的证明材料，我行色匆匆从郑州飞抵北京，从机场直奔评委会所在地京西宾馆，我记得光年、冯牧一干作协领导人面容严峻而又急迫地听取了我的外调汇报，马上召开了评委会，《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成为那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一个亮点，后来还拍成了电影。作者张一弓也开始了自己扬眉吐气的文学生涯，这一切如果不是光年同志的果断处置、大胆决策与慎重考虑，社会效果决不会如此良好，通过这件事也让身处其间的我感受到一个作家所能体会到的组织的温暖，还有无数长辈殷切热烈的目光……
作为一名远观者的我，正是因为光年倡导举办文讲所七期的评论编辑班才成为鲁院学员的。他对文学期刊评论与编辑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文坛领导者的远见卓识，与此同时他为当时的作协所属期刊制订工作条例（即不严格坐班，要有读书、调研和写作的时间），造就了那个时期诸多的复合型人才。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光年建议：一年中12个月，编辑们可以一个月读书，两个月调研出差，9个月工作。后被简称“129制度”。《文艺报》当时的同仁们应是最大的受惠者。
事实上我与光年的接触一直不多，远不如与冯牧、达成、罗蓀甚至文井、葛洛、朱子奇，还有舒群、管桦等前辈那么密切，但1985年底我突然受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的一项任务：撰写该书系“中国文学”卷“张光年”词条，不到两千字的条目，在谢永旺同志的指点下，也在光年亲自过问下，勉强完成了这项工作。其间我曾登门向光年求教过，也聆听了他的醇厚湖北口音基础上的普通话，讲话慢条斯理、思路十分清晰的光年，讲述着自己经历过的风雨人生，讲述着遥远的云南，讲述着抗战的烽火和写作《黄河大合唱》的背景，你会感到充满钦佩景仰，你会仰视，你会为自己的年轻而惭愧，会产生一种愿意去追随、去寻觅、去冲锋陷阵的冲动——也许这是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吧。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长者、仁者和智者光年，也是老河口归来急于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因。
百岁张光年，黄河的歌者，长江的儿子，因诗歌而不朽的大写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