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我写作，本质上是有话要说，有话想说。我希望我的写作是对自我的梳理和记忆，是我对我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真切表达。我希望我写下命运和感悟、深思和追问，我希望我写下我的幸运和痛苦、爱与哀愁，写下天使的部分也写下魔鬼的部分。我希望，我写下我对人生的理解、世界的理解、命运和时间的理解，它，能说给那些懂得聆听的耳朵。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假如天假以年，我会给我的作品打上时间的印迹”。

智慧之书。我迷恋它——智慧，我愿意把它放置于我写作的核心。即使在故事中，我也希望我的态度是沉思、挖掘和反问，运用属于文学的魔法使问题成为问题。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我深以为然，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汇入到复杂性和持续性中，能够做出自己的提供。剧作家奥尼尔有过一句片面但深刻的话，他说，不和上帝发生关系的戏剧是无趣的戏剧——它当然有着显见的片面，但对我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心领神会。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和上帝发生些关系，如果他因此发笑……

野心。我从不讳言自己的野心，我承认，我就是博尔赫斯笔下那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希望用毕生的精力绘制那张“按照真实比例”完成的世界地图。它足够巨大，巨大到足以吞噬掉我自己。我说过，我好像一直在令狐冲和岳不群之间挣扎，而岳不群的成分更大一些——正是这份野心，让我在日常中或多或少甘于某种的自虐，正是这份野心，让我敢于在没有灯盏的路上一意孤行，不计利益钝害，让我不被汹涌的洪流轻易裹胁……几乎是每年，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我又会陷入到对自己的深深怀疑之中，怀疑自己的想法、能力、才气，怀疑自己所做的有效——“他笨拙地努力了一生，写下一些无趣的、毫无创见的文字。他，是一个呆板的好人”，“你李浩一直以为自己是野兽，其实，你早已是家畜了”，“我……”种种的怀疑自然会加重我的自虐，它能够轻易从底部毁掉我建立于沙砾上的城堡。在某些早晨，某些黄昏，我，不得不用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对破碎的修补，其中的痛与苦，不足与外人道也。

创造。这也是我一直迷恋的词，正如我迷恋幻想和梦，迷恋无中生有，迷恋突然的溢出和灵光一现。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创造”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一个自我的世界，一个具有玄思和彼岸感的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平行、处在疑虑中、并不幻美和许诺的世界……在这里，我可以略有骄傲地宣称，我的确拥有无中生有的手指，我懂得某些魔法和技艺。在这个“非我创造”的世界里，我是那么笨拙、愚蠢、怯懦和无能，而在那个属于我创造的世界里，某些状态或者能得以改善，我觉得。

无限，少数。两个词，不过它们的联系过于紧密，所以我将它们放在一起。少数，是一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从一条惯常的、习见的、“正确的”、属于时代流行思想的大路上岔开去，“一意孤行”，将自己放置在一种恒定的幽暗之中；所谓少数，它并非是有意选择，只是甘于接受这一“必然后果”，它要求写作者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而不是曲媚，无论是对大众、权贵、利益，还是对文学史，甚至另一个“自我”，都得抱有些警惕。写给无限的少数，是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作家的话，这句话，已被我重复多次、无数次，都像是我自己说的了。是的，在中国，做普及工作的作家一向不少，不缺我一个，我还是将自己放在少数中，放在一个更恰应的位置上吧。

先锋。先锋不是旗帜也不是姿态，至少，它不应是旗帜和姿态，而是骨血，在我看来是文学最本质的诉求。先锋，最重要的是意识，是前行和探险，而不仅仅是某种的技术标识，虽然技术标识一向重要，不容轻视。继续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他说，“发现是小说（或一切文学艺术）惟一的道德”，没有独特发现的小说或一切艺术都是无效的、“不道德”的：因为你违背了艺术创造的内在诉求、本质诉求，因为你把它拉入到庸俗平庸的泥沼里。我还听过一句片面深刻的话，他说，所谓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我极认同那种对可能的强调。他的意思是，一切优秀的、有所提供的文学都具备先锋性。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在思考上、在对母语的丰富和拓展上、在对自我的认知和对抗上提供新的可能。

其实还有一些词。譬如说问题、怀疑，譬如说古老的敌意，譬如说思想、人类、价值、艺术感，“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毒蛇和毛毛虫公平生活的宪法”，譬如说“作家是人类的神经末梢”，譬如说……我会借用另外的文字另外阐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