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平》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时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晚年最令人揪心和震撼的鸿篇巨制。托马斯·曼本人更是对其青睐有加，视其为 “一生的忏悔”，称之为“最大胆和最阴森的作品”。在生前最后几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托马斯·曼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本关于艺术家的小说是他的最爱：“这部浮士德小说于我珍贵之极……它花费了我最多的心血……没有哪一部作品像它那样令我依恋。谁不喜欢它，我立刻就不喜欢谁。谁对它承受的精神高压有所理解，谁就赢得我的由衷感谢。”
作品的形成
《浮士德博士》的构思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前后托马斯·曼记在笔记本上的一个简短计划：“梅毒艺术家形象；作为浮士德博士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这种毒药具有迷醉、刺激、激发灵感的作用；允许他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创作天才般的、神奇的作品，魔鬼向他伸出援手。但他最终还是去见了鬼：脑软化。”不过，这个计划一搁便是37年。直到1942年，托马斯·曼才又重新开始考虑它。1943年初，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发生不利于纳粹德国的重大转折，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失败，盟军在非洲展开反攻，托马斯·曼脑海里再度浮现创作《浮士德博士》的念头。
《浮士德博士》的写作开始于1943年5月23日，结束于1947年1月29日，总共历时三年零八个月。其间，托马斯·曼勤学好问，博览群书，大量涉猎了欧洲中世纪以来直至20世纪的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音乐史、文学史等相关文献和资料。如音乐方面，托马斯·曼不仅熟读了有关莫扎特、贝多芬、赫克托尔·伯辽兹、胡戈·沃尔夫等音乐家的专论和传记，同时结交了同时代著名音乐家如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阿诺尔德·勋伯格、汉斯·艾斯勒等人，并向他们认真讨教。又如神学、哲学、文学和历史学方面，托马斯·曼对马丁·路德时代的文献、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史料、传统浮士德题材的多种文本、中世纪文学作品和成语集录以及尼采著作，乃至几乎所有关于尼采的传记作品基本上全都了如指掌，运用裕如。
音乐和浮士德
正如小说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浮士德博士》主要讲述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和魔鬼结盟的艺术家的故事。全书以作曲家莱韦屈恩的一位老朋友的回忆为线索，沉重而神秘地记录了这位德国艺术家天才而冷漠的一生，是作家自20世纪初以来艺术家与市民对立主题的一个延续和升华。
阿德里安·莱韦屈恩1885年出生在德国一个普通农家。他的父亲虽然是农民，却喜欢探究自然。田园般的乡村风光、古老的德意志家庭传统以及爱好冥想的父亲为他日后的孤僻和非理性倾向埋下了伏笔。阿德里安天资聪颖，小学毕业后来到中世纪氛围浓厚的凯泽斯阿舍恩上中学，并寄居在经营乐器的伯父家。也是在这段时间，阿德里安开始对音乐，尤其是对音乐的数学严密性和神秘多义性发生了浓厚兴趣。不过，阿德里安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到曾经为路德宗教改革中心的哈勒大学学习神学。很快，阿德里安便放弃神学，于1905年转到莱比锡学习音乐。阿德里安深知自己的音乐天分有限，也深知自己所处时代艺术发展穷途末路的窘况，但骄傲的他不甘失败，为了能够超越自身局限，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他故意让自己染上梅毒。1910年，他又动身前往意大利的帕莱斯特里纳，在那里小住期间，他于半梦半醒中与魔鬼相遇。这次和魔鬼的谈话实际上是对他4年前以感染梅毒方式与魔鬼结盟的最终确认。魔鬼许诺他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和划时代突破，条件是24年期满之后他的灵魂归其所有，而且在这24年当中他不可以有爱。从意大利返回后，阿德里安开始了长达19年的隐居生活。期间，他才思如泉涌，创作出多部惊世骇俗之作，充斥“地狱狂笑”的交响合唱作品《人物启示录》和决意“否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交响康塔塔《浮士德博士哀歌》更是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然而，就在他艺术上步步高升的同时，他周围的环境却不断出现道德堕落的危机，他本人也开始违背不许爱人的禁令，他的身边开始不断有人死亡。阿德里安悲愤欲绝，突然猛醒，他要对一生进行忏悔。1930年，在写完《浮士德博士哀歌》之后，他也跟民间故事书中的浮士德博士一样把朋友召集到家中，向他们承认了自己和魔鬼的结盟。最终，阿德里安在经历了10年疯癫之后，于1940年辞世。
小说的标题为《浮士德博士》，与此相呼应，小说在其主干结构——误入颓废和罪责歧途的艺术家莱韦屈恩的传记中糅进传统的浮士德题材。中世纪的超凡学者和魔术师格奥尔格·浮士德同魔鬼结盟的传说在1587年首次以《浮士德民间故事书》的形式成为文学文本，此后不断有人对其进行创作加工，如马洛的悲剧《浮士德》、克林格尔的小说《浮士德博士的生活、壮举及下地狱》和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和第二部等。在整个以浮士德为题材的西方文艺创作中，以歌德的悲剧《浮士德》最为著名。
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呈现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努力不懈的巨人形象并以救赎结尾；那么，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呈现的则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病人形象并以解体告终。托马斯·曼笔下的浮士德可被看做是对1587年古老的《浮士德民间故事书》的某种回归，托马斯·曼在创作时主要是以其为蓝本：主人公阿德里安和老浮士德都是农家子弟，都上了大学，都是先学神学，而后才改学所谓不大正经的专业。两人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约定的期限都为24年，而在这一期限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先后顺序也都彼此吻合。除此之外，《浮士德民间故事书》中的一些专有名词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小说里，至于直接引用和文体风格上的借用就更不胜枚举。这些素材和其他来源的素材一道，通过作者的巧妙穿插与组合，共同行使着建立关系、制造暗示、激发联想和营造氛围的功能。
一个德国的譬喻
托马斯·曼如此精心布局，自有其深刻意图，正如他在《浮士德博士》创作过程中于1945年所完成的政论文章、同时也是解读小说的最重要文献《德国和德国人》中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浮士德的魔鬼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德意志的形象，和它结盟，卖身投靠魔鬼，用牺牲灵魂得救去换来一个期限以获取全部宝藏和世界大权，在我看来，这都是同德意志天性特别接近的一些东西。一个孤独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一个坐在自己陋室里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出于享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渴望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在今天，看到德国以这种面目示人，就在德国名副其实地去见了鬼的今天，可不全然就是正当时吗？”在文章中，托马斯·曼还认为有必要纠正浮士德传说中的一个“错误”，即有必要把浮士德和音乐联系起来，因为“音乐是具有魔性的领域”。由此，一个同浮士德的魔鬼结盟的音乐家的生平故事便超越了其个体的意义范畴，被赋予了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发展成长历程的示范性。在这个意义上，《浮士德博士》就成为一个德国的譬喻。
从小说的形式和结构来看，《浮士德博士》从同魔鬼结盟的艺术家小说跃升为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德国小说，具体是通过一个名叫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的叙述者来实现的。正是他在1943年5月到1945年5月，也就是纳粹德国走向覆亡的最后两年，提笔写下并完成了音乐家莱韦屈恩的生平故事。通过这位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所进行的讲述，莱韦屈恩的一生和纳粹德国的崩溃之间发生了多重错综复杂的关联。
全书由47章组成，其间叙述者蔡特布罗姆的思绪时不时地便会从正在讲述的朋友的过去飘回自己身临其境的当下。尤其是当叙述过半，也就是在主人公于幻觉中和魔鬼相遇并进行长谈之后，阿德里安过去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多地穿插进充斥着“时代的恐怖”的当代和险象环生的时局。小说后半部几乎章章都穿插了有关第三帝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事报道。更耐人寻味的是，艺术家小说和德国小说之间始终是平行展开，只是到了全书末尾莱韦屈恩葬礼的最后一段，藏而不露的作者才第一次意味深长地将二者的内在关联挑明：“德国，它的面颊现出肺病患者的潮红，它那时正陶醉在放荡的凯旋的巅峰，正准备借助一个条约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为它可以守约，它于是用它的鲜血签署了这个条约。今天，它正在倾覆，它已经被恶魔缠身，它的一只眼睛被它的一只手蒙住，它的另一只眼睛在盯着恐怖发呆，它每况愈下，从绝望走向绝望。它会在什么时候抵达那深渊的底部呢？什么时候才会否极泰来，从最后的绝望中生发出一个超越信仰、承载希望之光的奇迹呢？一个孤独的男人正在这里双手合十地祈祷：愿上帝宽恕你们可怜的灵魂吧，我的朋友，我的祖国。”
专门安排一个人讲述阿德里安的生平是托马斯·曼在小说形式方面所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托马斯·曼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较为健康明朗的叙事者来平抑小说内容过于阴森的病态。事实上，蔡特布罗姆不仅是叙述者，同时也是重要的男二号。他青年时代持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德国“突破”成为世界大国是值得追求的宏伟目标。一战结束后，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基本信仰才开始逐渐在蔡特布罗姆身上占据上风。前法西斯的慕尼黑克利德威斯圈子的反共和思想及其讨论，蔡特布罗姆也是以一种摇摆模糊的态度参加。在第三帝国，他的自由主义虽使他免受反犹主义干扰，却并不能完全令他和沙文主义的各种变种划清界限。托马斯·曼在对蔡特布罗姆这个人物进行塑造时，虽然也融入自身思想发展的相关成份，但更多的还是尝试把他塑造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代表。不过，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仅是一种局限于被动反抗的人道主义，并不具备旗帜鲜明的道德使命感，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叙述者放弃在政治上明确表态。通过这个人物，德国有教养的文化市民和所谓知识精英在政治上的软弱和道德上的无助显露无遗。
德国历史灾难的心理学解释
托马斯·曼认为德国的命运是一种受到诅咒的命运。在1945年完成的《德国和德国人》中，托马斯·曼大谈“德意志‘内心性’的历史”，大谈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试图对德意志精神的堕落与纳粹主义兴起之间的联系给予以文化批评为出发点的心理学解释。托马斯·曼在文中同时还以德国的“辩护士”形象出现。托马斯·曼对于自己不顾当时严峻时局仍然为德国说话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在《德国与德国人》的开篇他便直言不讳地这样点明道：“鉴于这个不幸的民族对世界干下的难以启齿的伤害，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处理这个对象，这恐怕会给人造成几乎是不道德的印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内心的召唤，选择了为自己的出身辩护。
《浮士德博士》借助浮士德和音乐这两个最能象征德意志的形象来探讨导致德国历史灾难的原因，可以说是上述心理学解释模式的文学翻版。小说中两个重要人物蔡特布罗姆和莱韦屈恩都是对德国的拟人化，前者代表陈腐而软弱的文化庸人，后者则代表天才而冷酷的艺术家，两者均象征着同一个遭遇了魔鬼的德国。
托马斯·曼的这种心理学解释模式尽管不无洞见，不乏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认识，却也不免会导致重重矛盾，甚至是错误。最早对此提出批评的评论家凯特·汉姆布格尔就认为，托马斯·曼从音乐的魔性力量中，从德国人不问政治的内心性中推导出莱韦屈恩的命运，在《浮士德博士》中对魔鬼的沉迷超过一切理性，这势必给人造成一种政治理性面对纳粹政权毫无办法、乐观向上的人道主义并不能抗衡恶毒和野蛮世界的印象，因此，就政治目光的敏锐而言，托马斯·曼不如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因为后者看到了前者所忽视的东西：“广大的没有受到人文思想文化熏陶的群众的存在才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从《浮士德博士》发表以来至今，不断有研究者在持续关注隐藏于小说的心理学解释模式后面的宿命论色彩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冷漠态度。日耳曼语言文学专家阿尔特认为《浮士德博士》通过叙述者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强化了那种“仿佛历史是不可掌控的，是被黑暗势力所控制着的”宿命论思想。不仅如此，阿尔特更进一步尖锐指出：“《浮士德博士》里虽然谈到德国人的命运，但却没有谈到大屠杀。犹太人物只是以讽刺漫画和扭曲变形的方式被表现为阴险地代表着前法西斯思想的狂热主义分子布赖萨赫尔，以及必然服务于那种犹太人都是善于做生意的暴发户和吹牛皮的空谈家俗套的音乐经纪人菲特尔贝格。对于犹太民族的苦难，这个多声部的文本没有给出一个声部，也没有给出一个音区。提请注意这一点，倒并不是要暗示那种‘反犹主义指责’，当年托马斯·曼一听到这种指责就立马予以了反击，而是要考虑到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似乎比叙述者蔡特布罗姆那带有圣经色彩的热烈比喻更加意味深长。”
蒙太奇技法及其副作用
文学蒙太奇是指把语言上﹑文体上和内容上来源完全不同﹑甚至是风格迥异的文本或文本部分并列﹑拼合在一起。作家凭此技巧可以强化艺术的整体性意识，取得美学意义上的刺激与挑衅，让读者感到震惊，让不同领域的真实同时得到体验并通过连接各种不同的行为和意识层面来激发联想。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托马斯·曼特别指出自己在《浮士德博士》中运用了“蒙太奇技术”，并强调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是他文学创作中的新东西。而根据相关研究，托马斯·曼的蒙太奇其实就是两大类：把真人、真事和真实的环境植入小说和大量征引各类文献，同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蒙太奇技法及其作用存在一定出入，但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则又并非不可。
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这个人物的组装或合成性质就非常明显，他主要由浮士德、勋伯格、尼采、多位梅毒艺术家乃至托马斯·曼本人的生平经历及其与之相关的事件或作品组合而成，可被视为托马斯·曼式蒙太奇手法运用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阿德里安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几站就同托马斯·曼自身的经历相符。其次，莱韦屈恩的故事中糅进了大量与尼采相关的生平故事和著作，尼采的绝大部分思想和观念也都渗透到了小说的字里行间。另外，莱韦屈恩身上也融入了发生在贝多芬、胡戈·沃尔夫、罗伯特·舒曼等音乐家身上关于天才与疾病的故事。
除小说主人公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几乎全都能够从托马斯·曼个人和社会生活圈子中找到原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托马斯·曼的亲人。如市政议员夫人罗德身上就能找到一些托马斯·曼生母尤莉娅·曼的音容笑貌。他妹妹尤莉娅和卡拉的悲剧性人生则被托马斯·曼公然安在了罗德夫人的女儿克拉丽莎和伊涅丝身上。自己家里人总归好办，倘若涉及的是朋友和熟人，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纯是正面或中性塑造，倒也无妨。然而，如果是负面的塑造，麻烦自然难以避免，如莱韦屈恩的朋友、英语语言文学专家和作家席尔德克纳普，其原型为自1906年起就和作者交好的诗人与翻译家汉斯·莱西格尔，作者也是相当忠实于生活地把人家直接植入小说当中，充当一个虽则幽默、讨人喜欢，但却耽于幻想、毫无责任感的人物。为此，托马斯·曼直到多年以后才得到原谅。
总之，把真人真事直接嫁接到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身上，固然可以引发为作家所期盼的那种“真假难辨”、虚实不分的奇妙功效，但也很容易导致误会，例如《浮士德博士》至今仍被一部分人当做“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来解读便是明证，尽管它其实更应该被誉为“旁征博引的艺术杰作”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