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作家和评论家像一部车上的两个轮子，两者协调运转，才能使我们的文学得到健康的发展。我赞同这种说法。不久前，同武汉大学教授、评论家陈美兰的一席交谈，使我得到很大的启发。
先从一部线装书说起。在陈美兰的书案上，放着一部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雅致的线装本《白鹿原》。这是作家陈忠实亲自签名最近寄赠给她的。据说这部线装版印数很少，能得到作家亲笔签名本，可以看做是读者的一种荣幸。我问陈美兰：“你同陈忠实熟悉吗？”她答：“不熟悉。仅在两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我问：“你写过陈作家的评论吗？”她答：“没有。《白鹿原》出版后仅写过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发在一个不起眼刊物上，陈忠实也未必看到过。”
我之所以关注这件事，是因为报刊上对于《白鹿原》的评论文学已经汗牛充栋，像陈忠实这样的大作家，对一个并非身居要津的写评论的大学老师的友情，表现出陈忠实为人的大气，也启迪人们，一个评论家如何才能取得作家的信赖。
陈美兰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从教50年来，除了做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带研究生的本职工作，还从事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担任过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和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上世纪80年代，她到北京参与主持教育部命编的当代文学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她本人还出版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和《文学思潮和当代小说》两部专著。同某些评论家比起来，她的著作数量并不算多，但她的这两部专著都获得过全国社科优秀成果奖或其他奖项。最近出版的《我的思考——在当代文学研究路上》也获得广泛好评。
作为一位在新时期涌现的女评论家，陈美兰的文学评论受到评论界和创作界的关注和认同，源于她评论的真诚。陈美兰说：“这些年来，常有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作家给我赠送他们的新作，并期望得到批评。尽管我不可能读到它们的全部，同时它们也不可能都是成功之作，但对他们作品所呈现的一些亮点，我仍然会十分珍惜……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能融入到当代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中而感到欣慰”（《我的思考·代前言》）。
陈美兰的文学评论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和作家的依赖，还因为她具有严格的治学精神和坚持评论家的学术操守。2002年，她在认真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之后，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评论：《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探讨了长篇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与精神探索中的不平衡现象，此文在《文艺报》上发表后，获得巨大反响，用时髦的说法叫“轰动效应”。评论家仲呈祥在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情不自禁地写了《治学精神与学术操守》一文，称赞陈美兰的文章：“是一篇厚积薄发，秉笔直书，真知灼见，大家风范的佳作。读之令人感慨良多，受益匪浅。我不禁要为这篇难得的文学评论放声叫好。”（见2003年1月25日《文艺报》）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的王巨才也说过：“像这样的文章应该由我们作家协会的人来写。一个大学教师写出这样的文章，难得啊!”可见，这篇文章获得全国文联的奖励并非偶然。我在这里重提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这篇文章给人的启示并未过时。
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下的评论。当代的文学评论成绩当然不可低估，但日益显化的不良倾向也不断受到读者的诟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炒作”，一类是“酷评”。“炒作”者，多为人情和铜臭所污染，往往空发议论，文不对题。“酷评”者，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我看，那些不靠谱的炒作和酷评表面上热热闹闹，但热闹背后是冷漠，都无益于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真正繁荣。
我认为，陈美兰的评论，既无炒作，也非酷评。她往往以自己的真知灼见，一扫世俗庸风。陈美兰是大学里的“教书先生”，但她的文风却不是“学院派”的。她贴近时代、贴近现实，从实际出发，言之有物。她不跟风、不浮躁，只踏踏实实地研究思考。她的大部分评论都是有的放矢的。她往往能辩证地去评论一个作家，既充分肯定作家在艺术探索方面的成绩，又以锐利的辨析评议作家在精神探索方面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她是敢于批评的。不论作家地位高低身份贵贱，不计与作家关系之亲疏远近，都能秉笔疾书，不留情面。比如，她对文坛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家张炜、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阿来、张承志、刘震云等人的作品，甚至他们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不为显者讳，不为尊者讳，都实事求是地评判。她在评论中，既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创新，也指出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欠缺。比如，陈美兰在《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一文中指出：在精神价值问题上，有一部分作家始终坚持一种“彻底颠覆”的立场，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原有种种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颠覆。像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读这样的作品，开始也许会有一种因其大胆的‘反着写’而带来的某种突兀精神冲击的快感，但这样的阅读快感往往又会因为它思想的适度或艺术的失控而被消解掉。”
陈美兰还对张承志的《心灵史》和贾平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等一系列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在某些已经或即将失落的传统精神价值上显示出自己的偏执与固守。她认为，“这恐怕正是贾平凹近年陆续出版的长篇受到读者冷漠的重要原因”。
对张炜、王安忆、阿来的评论也表现出陈美兰的鞭辟入里的辨析思考。她指出：张炜在《古船》中，对千百年来农村宗法制下的历史积淀在现代社会所呈现的恶性发展，所作的抨击是极端无情的，反映了作家对农业文明历史沉积的沉重思考和对新兴工业力量重新崛起寄予的热望，但他的《九月寓言》，其精神价值的砝码又从《古船》跳到另一极。张炜的精神立场的飘忽趋时性而影响了对它精神向度的认同。在评论王安忆的创作时，陈美兰还指出：王安忆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表现了作家精神探索的两极跳跃的明显迹象。作品精神取向上的“移动”，说明作家的精神性思考尚未找到自己的基点。陈美兰在对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阿来的《尘埃落定》分析时认为，小说固然显示了作者对历史思考的巨大热情，但我们从那个土司部族的瓦解崩溃的历史过程中，所看到的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关于人性、爱情、欲望等等，都是一些已经成为普泛性的道理，所以这部小说吸引人的更多的是叙述的智慧和生活的陌生化场景，而给人对历史新的感受和精神力量都显得不足。陈美兰的这些评论和分析，无疑对创作是有重大冲击力的。
陈美兰的批评风格一以贯之，矢志不移。在新近出版的评论文集《我的思考》中，选刊了她近些年来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文章60多篇，这些文章有对当代小说创作理论的研究，也有对新时期小说创作思潮的辨析；有对当代著名作家较大影响力的小说的评论，也有对初涉文坛新手作品的推介，还有一部分是从具体作品谈到艺术方式的美学追寻。我们看到，不论是对哪一类作品的评论，都表现出陈美兰的评论风格：严谨治学，秉笔直书，厚积薄发，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从而表现出了恩格斯所说的“艺术家的勇气”。我不知道陈美兰评论所涉及的作家对这些评论是否认同，但从评论的角度来说，陈美兰一直坚持评论家的操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学需要这样的文学评论家，需要这样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