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触碰“思想”这个词的时候，我的身体里就有一种涌动感，我想抓紧它，让它跟随我进入一篇文章，然而，我又是如此的两手空空。

思想，它是潜伏的，它的身上有着迷彩一样的颜色。

这是一个故事的时代，生活越来越多地提供了故事的资源，而能够触发深刻思想的资源却越来越少。故事资源的公共性，再加上个体经验的缺乏，使得许多作品显得雷同。譬如前一段时间，几个作家都围绕着一个新闻事件创作小说、改编电影，这样的作品今后还会越来越多。但是，文学创作是个体性的行为，不是公共性的行为，如何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把自己从公共性里甄别出来，我想，这就是思想。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文学作品中，思想却越来越稀薄了。我们需要思想，这不是故作哲人状，而是要在有限的资源里，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梳理。我最初的阅读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给我最大的营养就是思想。随着阅读的拓展，影响我的还有卡夫卡、圣·琼·佩斯、帕斯、米沃什等。

思想者都是独立的，我崇敬那些独立者的身影，即使是一棵老树独立于旷野中也是如此。他们在寥廓的空间里虽然是那么渺小孤单，但它们却是独立的，保持了精神上的贵族性，使平庸的空间有了深刻的内涵。

洛札诺夫认为，文学的本质并非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倾诉的需求。我始终保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在写作中一次次努力追求现实生活的超现实意义，虽然有些时候略显稚嫩，略显“堂·吉诃德”，但我努力记录下一些声音，倾听并挖掘，使真实的声音内存于我灵魂的波动之中。

当然，也有人反对在作品里融入过多的思想。纳博科夫说过，我的作品里，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义。但是，专家在评价他的小说时说，纳博科夫小说里人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人们熟悉并乐于关注的生活，普通的、崇高的、丑陋的事情随着人物的活动不断发生。其实，这就是纳博科夫的思想。

思想对一位作家为何如此重要？无数事实证明，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是文学性，经过一般训练，很容易实现。在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思想深度是区别作家作品重要与否的一个尺度，甚至是衡量一位作者创作后劲的重要因素。一个思想贫乏的人，仅凭技巧和生活经历写作，我觉得他会重复自己，不会长久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能不迷恋“思想”这个词语，我努力地描写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细节，让它承载我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比想象更重要更丰富，它们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我思想的原始状态。

这些年来，我按照思想的轨迹平静地写作，并不急躁。思想能使一颗心在浮躁中宁静下来，所以，许多作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地创作一部作品，而不被世间迷惑，最后取得成功。在时光的链条中，有许多锈迹生成，能够擦拭的惟有思想这块纱布。

最近，我在给某出版社创作一部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战争年代的人和事，对于我是陌生的，但陌生又给我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我找来各种资料阅读，走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渐渐地，那个年代的情景在我的脑中复活，我要写的人物也立体起来。我将在此基础上，描写人物的命运，努力表达人性的温暖和思想的亮度，让这部书在曲折的故事之外，留下一些思想的痕迹。

思想着，使我在写作上收获了许多果实，我的作品不断获奖，不断被各种选本选载出版。思想着，也使我在编辑工作上取得了许多成绩，我编辑的作品，不断被选载。近几年来，所编的小说先后多次获全国性的大奖，我也多次被评为优秀责任编辑。去年，在北京的一次颁奖会上，我作了题为《思想性是编辑在选编作品时的度量衡》的发言，得到一些专家的肯定。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诗》，因其思想的独立性和风格的丰富性，5年来自成一家，在散文诗界引起一定的反响。

在这里，我想用我的一首小诗作为文章的结尾：

我的窗外，一片叶子沐浴着深夜的灯光，它的诗意与安详像一片文字栖息在我的稿纸上，我怕一点微小的动作，会惊扰它的梦境。

窗里窗外，我和叶子思想着。

我的头顶，升起一片天空，它的沉思与高远像一双睿智的眼睛永恒着，我在土地上劳作，一朵怒放的鲜花就是一只正在倾听的耳朵。

高处低处，我和天空思想着。

我的河流，发源于圣贤者的心灵，它的醇厚与僭越像骀荡的风穿越着时空，拒绝着石和土的阻拦，我每天都要去河边坐坐，河没有说话，我没有说话。

河内河外，我和流水思想着。

思想着，会惊起一摊石头如鸥鸟。思想着，会使奔驰的骏马瞬间直立。一只苍白的手，会被思想灼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