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一百年前的事感觉是很遥远的，如果说一千多年的事那就相当遥远了，如果再具体到公元366年（前秦符坚建元二年），则需要相当的历史知识才能衔接相关的历史问题。当年沙门乐尊者行至敦煌，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没有想到的是从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绵延不绝，一直到清代的1500年间，在3华里长的鸣沙山山壁上层层叠加而有了480多个洞窟，这是今天可数的，实际上当时是难以数计的无数的壁画和雕塑，这就是伟大的敦煌艺术，这就是用任何形容词来形容都不为过的伟大的敦煌艺术。敦煌的伟大以至于敦煌的发现都成了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个原本谁都不知晓的道士王圆禄则成了绕不过去的历史名人。当今天的人们在历数敦煌所经历的各个朝代的时候，人们却发现它是自发的行为，有名的和无名的人，一代又一代，在信仰的驱使下自然地表达着自己心中的膜拜——佛、菩萨、观音、飞天、供养人，佛传和经变故事以及世俗的现实，都在佛国的世界里形成了一种可以朝拜的对象。

一切支撑这个佛国世界的是艺术的表达，无数的工匠，无穷的智慧，无尽的技巧，无限的理想，成就了世界上亘古至今最大的美术创作工程，举世无双，令人叹为观止。当敦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之相应的敦煌城区的现代化的感觉，车水马龙与驼声阵阵，同样是喧闹，可是，再也没有当年丝绸之路的感觉。现实没有办法让人回到从前。然而，回到那21世纪需要保护的石窟空间，幽暗，与当年的香火缭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切都在小心翼翼之间，一切都感觉到不同于以往的神秘。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像米开朗基罗画天顶画一样，是一种精神力量驱使下的毅力。信仰能够战胜一切，能让人为之付出生命。所以，哪怕是千佛的千篇一律，哪怕是日复一日的周而复始，哪怕是孤独地面对冷漠的石壁，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开始。

在宗教的背后，艺术无足轻重。可是，像敦煌石窟这样，艺术超越宗教的是在于即使失去宗教主体，它依然焕发出神采，今天无数来朝拜的人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信仰，但是，艺术的光辉同样把宗教的思想灌输到现实的人群之中。人们甚至忽略了信与不信之间的选择，通过发思古之幽情，找到了自己的需求，哪怕是旅游心态的猎奇，或者是走马观花，信仰的依归都是难以摆脱的一种精神缠绕。

艺术与宗教一直是一个难以剥离的问题，即使没有宗教题材，以宗教的精神来对待一般题材的创作，也能生发出超常的力量，这就是信仰和敬畏。从《清明上河图》到《乾隆南巡图》，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美术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史诗般的视觉力量，它们所显现的巨大的工作量与严谨的创作态度，往往让人产生敬畏。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组织的美术创作不断，确实产生了像《开国大典》那样的时代名作，因此，组织创作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像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投入而成为工程的有组织的美术创作工程，则是到了新的世纪之后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让人们见识了工程中组织的作用和影响。接着又有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主办，中国美协承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一最新的“美术创作工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2011年12月17日启动，2012年7月24日，组织方又召开了全国性的动员大会，一切都看出组织的力量。

用5年的时间，以150件作品构筑辉煌的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的时代画廊，其中政府以史无前例的重金用采购的方式资助该工程，成为这项工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体现出组织的重要内涵。然而，组织的力量还在，现实中的画家却不像几十年前那样依赖组织。这种依赖关系的时代消减，在回归艺术本体的时代潮流中表现出了时代的进步，这也就出现了在严密的组织和散漫的画家个体之间所形成的问题。因此，期望中的“集中创作一批具有艺术性、文献性、民族史诗品格，气势恢弘、形式多样、技艺精湛，能够传之久远，并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佳作”，则是组织的美好期待。还是联想到无组织的敦煌艺术，可以用各种“假设”和“如果”来想象，当代美术创作缺少的不是组织，也不是组织的资金和奖励，而是对艺术的信仰和敬畏。没有对艺术的信仰和敬畏，就没有责任表达。在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队伍的建设显然成了必须要关注的现实中的问题，如果没有画家个体的作为，如果没有对艺术的信仰和敬畏以及责任，组织的力量再强大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