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坚持高标准著称的作家出版社，为一位业余作者一次推出三部长篇小说《抽搐》《梗塞》《再生》，统称“时代·农民·命运”三部曲，如此不同寻常的果断，显然来自不同寻常的发现：这是稀有的全景式农村改革史诗。
这位被发现的草根作者王焕庆以接“地气”的强势写作崛起，并非偶然，乃是长期积累之必然。王焕庆追求文学已30余载，且是那种达到痴迷程度的追求。他和众多业余文学创作者一样，白天要奔赴职场为了生计左冲右突地拼搏，只能在夜晚读书写作。冬夜冻得两腿冰凉发木，夏夜热得赤身汗流如注，可谓苦熬苦修。幸运的是家乡天津东丽区有一群热爱文学的知音，形成了一方弥足珍贵且聚而不散的文学气候，使王焕庆感觉并非孤独奋斗，总是那么有奔头。那种由师生之谊升华的至亲之情，那些由文友之交递增的兄弟之义，给他以极大的温暖和鼓舞。
在农村生活的海洋里搏风斗浪过的王焕庆，曾经壮志凌云地表示要写农民的史记。他为祖辈父老乡亲的苦难挣扎而感慨万端、百转回肠，为改革开放年代老少爷们儿命运出现历史性转机而深感欣慰、热血沸腾，为完成自己的创作目标而废寝忘食、不懈努力。王焕庆是那种把生命投入到创作中去的作家。对昔日乡村贫穷和愚昧的切肤感受，经历当下改革天翻地覆变化的冲击，展望未来农民即将改变命运所受到的震撼，是他创作的驱动力。那些年深日久刻骨铭心的旧秩序之崩溃所引发的惆怅和眷恋，那些陌生而新奇的事物扑面而来所感到的震惊与希望，使“时代·农民·命运”成为挽歌与晨曲的隆重交响。王焕庆将挽歌里的残酷与悲壮描绘得惊心动魄，将晨曲中的龌龊与高尚揭示得淋漓尽致，从而展现了历史潮流下作为个体生命的人之渺小与强大、脆弱与坚韧、丑恶与美善，几乎达到了一种极致。
王焕庆一向把文学看得十分神圣，30年来他始终对文学虔诚如初。他很谦恭，曾在一篇《在农民远离文学的时代写农民》的文章中说：“我国农村历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文学史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写波澜壮阔的土改，有丁玲、周立波等大师。写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有柳青、浩然等前辈。写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农村，很多作家都在努力，其中不乏大手笔。我是以大狗叫小狗也叫的心态随声附和，写亲身体验或亲眼目睹的现实。”可以看出，以“小”自喻的王焕庆，表达的是一份有根的自信，其根基在于他熟知“无数个发生在农村的烈烈悲悲的故事”。这位农村基层的知情者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坚决与粉饰现实、歪曲现实、戏说现实的写作划清界限。正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成就了这位作家。他凭借置身生活、直面生活的得天独厚优势，从生活深处发现并发掘出了见所未见的宝藏，因而他的作品才别开生面地显示出独家的魅力：一种陌生的真实，一种真实的陌生。难怪陈忠实读了《抽搐》在“阅读笔记”中连呼“惊异”；当地一位中年农民读完《再生》后激动地告诉笔者：“实在是放不下啊，写得太真实了。”这三部作品既惊动了文学大家，又触动了平民百姓。
“时代·农民·命运”又显然是大口气、大概念。故事跨度30年，《抽搐》《梗塞》《再生》三部长篇顺序各领10年，从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起，直到结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告别村庄迁入新城镇。书中的魏家庄历史悠久，宗族兴旺，村人善良、耿直，民风淳朴、剽悍。改革开放30年来他们由贫穷走向富裕，却又逐渐沦为弱势群体，体验过刚刚有钱就找不着北的恍惚，陷入由于自身局限无法与时俱进的困境，经历过与腐败势力的殊死搏斗和因失地而承受的极其痛苦的涅槃，爱恨情仇、悲喜血泪、奇异姻缘、冷暖人生均有充分展示。作品思想深刻，感情真挚，沉实厚重，犀利刚健，洋洋洒洒130万言，读来引人入胜，使人震憾，令人警醒，催人奋进。作者通过对生活原貌的大胆呈现，呼唤人性回归，剖析落伍根源，深刻揭示出社会转型期我国传统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农民在缱绻与决绝中转变命运的历史必然。
王焕庆以独特的笔触为时代发展的乡村写真，为农民的命运作传，为民族留存史诗“档案”。当代农村改革不再像土改那样壁垒分明，也不再是合作化那样共同劳动，要开辟新型愿景，须颠覆古老的规范，须抛开因袭的重负，由历史的农民转变为当代人，每一步都异常地沉重，异常地艰难，异常地期盼。这三部曲各自独立，创作追踪着改革步伐，故事情节互不关联，内在脉络却环环相扣。总览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塑造出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在改革洪流之中或弄潮、或搏击、或沉沦的农民形象，以其独特魅力让读者领略到了人性的批判、拯救的呐喊、激越的长叹、时代的狂欢……
面对如此巨大的写作工程，王焕庆曾动情地自述：“我知道自己渺小，但总是因‘位卑未敢忘忧国’折磨得寝食难安。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大事，常常被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所激励，被讲述的故事所感动，被笔下的人物命运所震撼。”在强烈的文学担当精神的支配下，在写作中投入生命和激情，灵感自然泉涌，史诗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诞生。本文仅就几个文本中且格外突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做一些简单剖析。
一
《抽搐》一开头，作者的笔直指公元1987年，那个曾经被“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极端禁锢的穷村魏家庄，以物极必反之势兴起“宁要不择手段富，不要本分勤劳穷”的风气。突然间发了财的农民除了继续一门心思搂钱，享乐的欲望在膨胀，“平日里待在村里的赌博，出门在外的嫖娼”，由于土地产出率低，“庄稼人开荒种地，反倒成了新闻”。
在从前那个贫困依然但传统道德凛然的魏家庄，关二爷是尊严和权威的象征。他济困扶危讲义气，为人做事无处不让老少爷们儿“挑大拇哥”，能“说说道道儿”，颇具“指手画脚”的威望。改革开放近10年，皆因他固守农民本分，没有“本事”“搂钱”，便由备受敬重的关二爷降格为带有明显嘲笑意味的“二老关”。面对“做人不要脸”的歪风，二老关依旧义正词严：“曾经拉棍子要饭的穷哥们儿也成了吃喝嫖赌的畜生。”面对“农民不农”的新潮，他理直气壮论辩：“今儿个在村西盖几片大仓库，明儿个在村南建个他娘的狗儿富球场，庄稼人不种地咋净走歪道儿？如今又想建驴游度假村，哼，度假吧，当头的光知道卖地，眼见耕地一天比一天减少，卖得像我这样只会种地的庄稼人，光剩下他娘的度假了！”二老关对土地的情结及土地于他生命的意义，是三部曲最动人的乐章之一。这位朴实的农民以开荒种地为人生的最大快乐。他明知前3年内“不会有收益”，也“一咬牙承包下二百亩盐碱地”，并且信心十足，发誓一定要将其改造成“好地”。他要为庄稼人“走正道儿”争气。
小说接下来讲述了二老关种地的情形。雇工开荒住窝棚，连民工们“打呼噜吧唧嘴的，磨牙放屁的”声响在他听来都是那么的美妙。开荒种地吃苦受累让他“又成了有用的人”，他“兴奋”地“有说有笑”，享受着做个真正农民的权利。他有个很大的兴农谋划：在种粮食的同时“不单要养鱼，下一步我还准备像模像样地办个农牧场，大批量养猪、养鸡呢！”其追求可谓天经地义。
然而，关系“全村乃至于全区的经济发展”的招商引资征地不留余地地夺走了二老关务农的权利。经济上的补偿无法平衡精神上的绝望。“太刚烈、太爱面子也太孤独”的关二爷，注定“不识时务”。他决定不回村“享清福”，不去跟“那些胡作非为的混蛋”为伍，毅然选择了“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的古训归宿。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民由于对种地之挚爱而不得善终，这是不该发生的故事。在那浩劫荒谬的年代，他因仗义护善被打成“反革命”，妻子为换他免于“打死”而受辱自尽。好不容易熬过来的关二爷最终却走上了绝路。他的悲剧是作者塑造这个典型形象的深沉的无可替代的一笔，是留给读者甚至文学史的一个稀有话题：颠覆了“好人有好报”的理念。这不是作者残忍，而是他作为时代与社会书记员的忠诚。一旦进入深度创作状态，活在作家心中的人物其性格逻辑将不再以作家的意愿为转移。在这里，王焕庆只能无可奈何且满腔伤感地为他心疼的长辈送行：苦心未酬，饮恨深深；眷恋爱孙，哀痛隐隐；子女也向世间呼唤：做人“得讲天理良心”！我仿佛看见作者正以颤抖的手为这位坚守开荒种地天职的老一辈农民之善良做最后的记录，以最伤感之情为他流泪，以最难舍之心与他告别。关二爷把大儿子致残离婚、二儿子图财害命、女儿蒙冤受屈等一切家道不幸之责统统揽在了自己身上，而不与人间结怨，不同社会对抗，以“老天爷成心想要我的命”化解一切。百姓认命的本质是善良，善良活来善良去，生死善良双倍留。作者以深切的人性观照，以清澈的道德审美，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一个引发感叹、可供永久思念的农民形象。
探索关二爷的悲剧命运，失去“开荒种地”权利是他的“外伤”，身为“说说道道”的家长，家破人亡是他的“内伤”，内外交迫，使之人生的遭遇雪上加霜。单从客观上讲，生存的基础并未坍塌，物质温饱不缺，子孙天伦犹在，而绝望于执著固守的人生标准的倾覆，则是他留下的醒世教训。
感叹关二爷的悲剧命运，必然会联想到其盟弟李庆堂的幸运。李庆堂曾因吃不饱饭瘦得难看被人们贬称为“三猴子”，他趁改革开放经商发财又发福，被升格尊称“肥爷”，既有享乐嫖娼遭罚气死老伴儿的劣迹，又有资助盟哥开荒筹办农牧场的善举。就是这个曾被关二爷痛斥的“畜生”，即将以“能人”身份受到重用。盟兄盟弟彼此命运的反衬，宣告了社会成分的解构与重组。
毫无疑问，关二爷之死，标志着魏家庄一个农耕时代的结束，而他所主张的“天理良心”会继续流传成为一种永恒。
《抽搐》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露了金钱之“魔”对人性的残酷扭曲、压迫，以及给丧失操守、廉耻者刻上罪恶与耻辱的鲜明烙印。发了邪财的赵连江（外号黑大杆儿），“穷”得只剩下一个欲望：“发誓要把魏家庄所有的漂亮女人都睡过来”。这个专业淫棍在生理、心理上积累了一套绝活，挖空心思勾引、玩弄女性。本来正派并对其保持警惕的“大个个”美娥，只因爱贪小便宜便被一步步诱进圈套，最终沦落成赤身裸体满街跑的疯子。父母患病无钱医治的“小洋人”刘莉，为一万块钱不得不任由黑大杆儿百般折磨，并屈辱地喊他“亲爸爸”。黑大杆儿这种迫使内心屈辱、痛苦的女人为他佯装媚态，供其淫乐之丑恶可谓登峰造极，一个曾经贫困的乡野农民竟然异化得如此可鄙可怕，着实令人震惊。黑大杆儿终究未能幸免“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在与“小洋人”刘莉的“亲热的告别”时，误涂了被人偷换成硫酸的神油，烧毁了害人的“祸根”，变成了一个“蹲着尿尿”的“废物”。这个丑恶形象的塑造寄寓着作家忧愤的良苦用心：写“丑”不在“暴露”，而在“表现”，意在“拯救”的呐喊。
《抽搐》对丑恶灵魂的批判与拷问，动之以情，晓之以痛，借助黑大杆儿妻子马玉白的遗书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马玉白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真诚检讨了自己任人可“夫”的罪孽，叮嘱丈夫好好照顾被仇人夺去贞操怀了孕的女儿，万分留恋地回忆了当年夫妻俩无处安身，只能栖息在村外水车房子里恩恩爱爱的一桩桩往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句句泪，声声痛，追悔莫及的悔恨情；阵阵哀，事事空，因果报应的惊魂梦。一封告别人世的绝命书，表明了一个妻不妻、母不母的放荡女人为时已晚的妻性与母性的觉醒，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从恶者迟到的善性回归。从那四处漏风的水车房子里的恩爱夫妻，到亮堂讲究的小洋楼里的流氓男女，此悲剧家庭透露的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信息：物质贫困的年月精神富有，物质富有的年月精神贫困，这种贫困不单是“美”的缺失，更有“丑”的逞凶。
黑大杆儿读罢妻子的绝命遗书，“扑通”跪地，撕心裂肺地向天发问。他要杀死夺去女儿贞操的仇人，在恨极的状态中剁掉了自己的两根手指。他应该先惩罚自己，不仅因为他属于专事玷污女人清白的淫棍，而且正是他把一些流氓手段得意地教会了那个仇人。
作家如此有声有色地书写作恶者的悔恨，意在挖掘人的善根。生活的严峻必须忠实披露，但他总是以“我本善良”之情体恤出身于乡村、成长于乡村的人。
二
《梗塞》里的黄天佑是改革潮流催生的新阶层——农民企业家的典型，一个历经坎坷、性格复杂的人物。当年的抗日战士，后来的专政对象、极度贫困者，再后来又是复仇者、千万富翁、大慈善家、威严的名人、隐忍的父亲、伤人的凶手、钟情的丈夫、“有钱就变坏”的老男人……这是一个不能归类的人物形象，“好”可以好到极致，“坏”则能坏到顶端。
农民企业家是时代的产儿和宠儿，而黄天佑发迹伴有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当他还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专政对象时，父亲被逼致死前曾留下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预言。待父亲的第三个忌日他偷偷去上坟时，遇见了一个奇怪的老叫花子，以“风水厚皇（黄）”的藏头诗点化他会“得万贯财”，并且用“九九归一”指点他1999年为父亲迁坟最为圆满。他于惊呆之后，获得了等待时机改变命运的信念和力量。日后的应验更使他刻骨铭心且有恃无恐，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黄天佑确实有天佑：乘改革春风伏地而腾，地位由低微登显赫；凭开放的气候大展身手，从贫境升富翁。他财大气粗地摆谱，居高临下地发令。以钱开路，各种关系都畅通，做老农富，城市美女怀里拥。遗憾的是，眼界大开的农民企业家依然是农民，内心仍旧蛰伏着狭隘的小农王国，风光的派头掩盖着纠结的焦虑，纠缠眼下琐细而无从眺望前程，明知后果严重，难免意气操纵，不惜付诸愚蠢的行动。原本与时俱进的农民企业家，最终“梗塞”在时代的大道中。
魏姓的上一辈逼死了黄姓的上一辈人，结下了魏黄两个家族的生死仇；魏姓的下一辈保护了黄姓的下一辈女儿不受欺负，形成了魏黄两个家族的生死恋。始终以替父报仇为原动力的发家致富、以搞垮仇家为目标的黄天佑，以不可饶恕的狠心把女儿的恋情斩断，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不惜把女儿拖入婚姻不幸之深渊，单身毁誉之境地。事过境迁多少年，他仍不放过蛛丝马迹，发现女儿与魏家藕断丝连的苗头便不顾一切阻止。一种不妥协不容忍的人性达到了顶峰。然而，有解不开的生死仇，同样有拆不散的生死恋。生死仇已成过去，有情人终可携手共同开创新农业、跨进新时代。旧时代造成了两个家族前辈人的生死仇，新时代护卫了两个家族后辈人的生死恋。
与对女儿的婚恋极端不能容忍相反，黄天佑对儿子打骂的容忍度达到了一个极端。战争年月黄天佑以大仁大义之举拯救了两个可怜的女人，不解的恩情结成一夫二妻的畸形婚姻。后因“非法”被拆散，但小妻命草选择转嫁残疾人时已怀上黄天佑的孩子。两人幽会被捉游街，冷不防残疾人扎枪刺向黄天佑，命草护挡丧命，残疾人回家自尽。6岁的儿子芦根不知实情，从此认定黄天佑就是害死父母的仇人。芦根长大成婚，生活贫困，生子营养不足，深夜的哭声令爷爷剜心。已成富翁的黄天佑“鼓起了相认的勇气”上门，竟遭到芦根好一顿毒打。
黄天佑被打得险些丧命，一寸一寸地爬回了家。是可忍，孰不可忍？威风八面的黄老板居然忍了。他不单忍了而且不恼。忍无可忍之忍，源自根深蒂固之血缘“深情大爱”和由患难亡妻救命之恩生出的强大与坚韧。相形之下，芦根“深仇大恨”的拳脚则显得软弱多了。此后的关怀备至、顶替杀罪、父子相认、妥善继承，皆为顺理成章之必然。历经“深仇大恨”至“深情大爱”陡然转换的芦根接任了“天佑楼大酒店”经理，改名黄恩山，以表认祖归宗和铭记恩情。一切以父亲为重，他决定去自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父亲的清白和天伦晚年，以同样的“深情大爱”回报。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父子生死情的结局，在当今文坛堪称父慈子孝之妙笔。
作家对黄天佑非同寻常的离合悲欢描述所抵达的人性深度，触及的则是历史进程的深处。黄天佑这位农村改革阶段“一时”的风云人物，成功于在“低处”发愤，失败于在“高处”发昏。作为“带黵儿”的“先锋”之折损，其警示意义再次表明：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提升同步，方可使农民实现与时俱进，方为人间正道。否则定会陷入小说开头部分曾明示的：“金银堆山更凶险，攀到山顶竟是穷”之禅言怪圈。
三
《再生》的题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再生是被碾碎之后重新锻造出来的本质未改但面貌迥然的新生命。”魏家庄村委会主任魏连根就是这“新生命”的一个典型。他的“被碾碎”是出生入死，他的“重新锻造”是赴汤蹈火，他的“本质未改”是为民请命。他的“本质”是祖传的。“大跃进”年代，村党总支书记魏发宗（外号土里鳖）独断专行向上级邀功搞浮夸，把村民的“口粮”也当成“公粮”上缴，致使“瓜菜代”期间全村男女老少陷入饥馑绝境，饿死者陆续不断。魏连根的父亲魏中梁决定带领大伙把口粮抢回来救命。书中有一段慷慨陈词表明这位庄稼汉是讲理的人：
魏中梁把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怒发冲冠地辩白道：“犯法就犯法，这能怨咱？咱是被土里鳖坑的！多报的土地加上虚报的产量，把社员保命的口粮也当成公粮上缴！就冲这一点也得去抢，把属于老少爷们儿的口粮扛回来！”
然而，有“理”的犯罪也是犯罪，因为组织社员抢粮，魏中梁被判了20年徒刑，换来了“公元1962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魏家庄没再饿死人”。服刑期间，魏中梁在狱中仍保持维护正义和舍身救人的品格，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独自一人成功制止了百余名犯人因饥饿而引发的集体越狱；一次是在山洪暴发的灾难中舍生忘死，从汹涌的洪水里接连救出两名不会游泳、眼看就要丧生的公安干部，他自己却被飞流而至的巨木撞掉了左胳膊。将功折罪，入狱第三年魏中梁就独臂回到了魏家庄。他老年依然刚烈无畏反腐败，遭恶人暗算死不瞑目。魏中梁的这种生认真理、死为正义的秉性，作为“传家之宝”被儿子魏连根继承。
魏连根是新一代农民。他相信中央的扶农、惠农政策，认定种地也可“大有前途”。他卖掉新房产交押金，承包了1500亩耕地，已经完成冬灌、春耕、施肥、播种、覆盖地膜等前期工程，总开销超过6万元。他的理想是准备与市场接轨发展订单农业，将来还想当大老板，办企业搞农产品深加工。这阳光的人生规划竟被阴暗的权力算计。以党总支书记魏继明为首的一伙贪腐成性，借口“农业结构调整”公然毁地挖塘，在魏连根承包的1500亩地里挖了20多个养鱼池。村领导班子集体垄断土方工程，把上百万专款搂进个人腰包，养鱼池也被揽到他们自己名下或包给了沾亲带故的农户。魏连根屡次到上级有关部门申诉，却没得到合理的答复，一怒之下他把铺盖和做饭的家什搬进村办公大楼，强占了魏继明的办公室。镇里来人对他进行劝说，派出所民警也给他下过限期搬出办公楼的最后通牒，这些都没能动摇他誓死抗争的决心。“朗朗乾坤，邪不压正，魏连根不相信天底下真就没有了公理。”由此便引发了一场空前罕见的警民大对峙。
公安局局长亲自带领30名警察，开10辆警车来魏家庄拘捕一个农民魏连根，不成想却被3000多村民围困，双方展开了一场法律与公理大辩论。警方的论点合法：“妨碍公安机关执行公务就是违法！”民方的论点有理：“警察本应该给老百姓撑腰，是民警，不是官警，拘捕魏连根老少爷们儿就是不答应！”围困、对峙竟长达8个多小时，双方态度虽有所缓和，但辩论继续，言辞依然强硬。公安局局长异常严肃地警告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跟党和政府作对，奉劝村民们悬崖勒马。村民则反复重申大家并非是跟党和政府对着干，而是维护正义，与魏家庄的腐败势力做斗争。
这类“违法”的群体事件，扰乱社会和谐与稳定，即使作为批判题材历来也被作家们所回避。而《再生》的作者却以此作主体情节，浓墨重彩描写其浩大的声势，颂扬其“胜利”。作者并没理会题材“敏感”，也不去顾及立场“危险”。我仿佛听到了作者那淳朴而浑厚的呼喊：“我的村庄觉醒了！我的父老乡亲们觉醒了！”这位置身事内的可敬的作者，以作家的忠实和良知高歌农民的真理。他在宣告，农民采取极端行动是对腐败分子的一种强烈举报，此行为的内动力源于对党和政府的依靠与信任。这是魏家庄“再生”的根，是乡亲们“再生”的根，也是《再生》主题的根。正是依据这“根”，《再生》以波澜壮阔的笔触展现了乡村历史的前进；正是因为有“根”，作者理直气壮地披露了长期被“遮蔽”的乡村真相，用“现场直播”方式纠正“文学乡村与现实乡村的偏离”，为“文学怎样叙述乡村”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
《再生》里“再生”了一个具有示范风貌的新农村，“再生”了一代具有宽广胸怀的新农民，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魏连根。
《再生》的深刻思想在于，描写农民命运的改变并未停留在战胜腐败、获得民主权利、改善物质生活的皆大欢喜上，更着重更精彩的是对灵魂境界提升的刻画。作品告诉读者：魏连根从为自己的承包权奋起抗争，到心甘情愿为乡亲们舍死忘生，历经痛苦的肉体炼狱与饱受折磨的灵魂洗礼，伟大的农村改革的艰难曲折，成就了他的高尚精神。作为村主任，当下的乡亲们及后代子孙利益都在他心中谋划，曾因卖地得钱的渴望与失地的后顾之忧，乡亲们与他发生过激烈冲突，后因卖早地得到的钱少，感觉吃了亏，他又不顾一切甚至用“出格”的方式执意为老少爷们儿争取补偿。血性的剽悍、无私的奉献、群众的拥护，成了他的“护身符”。他因制服流氓而被以“伤害罪”关进监狱，但他依然是魏家庄人心目中的大英雄，村主任的位置始终给他留着，乡亲们和他保持密切联系，他在劳改农场继续“思想办公”。5年后他出狱准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些暂时还没找到事干的人组织起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他明白，未来的重任正等待他承担，他必须肩负起新的使命。刑满释放那天，他受到了比英雄凯旋还要隆重的迎接，在新城镇“五彩缤纷的海洋里”，巨大的红布标横跨道路上方：“热烈欢迎村委会主任魏连根归来！”“我们连根，我们连心！”很显然，这是激情迸发的作者以盛大的慰藉场面给史诗做结尾，彰显了文学毕竟是“善的一种形式”。读者将在感动中记住魏连根。当代文学史上又多了这一个“新形象”。
“时代·农民·命运”三部曲作为农村改革史诗，不单富有历史前进的庄重与力量，而且还具备新旧交替的深沉怀念。从迁出古老村庄搬入崭新的金钟家园，魏家庄人生活的陡变引发的感情波澜动人心弦。深深的岁月烙印、浓浓的农民情怀、烈烈的民间气息，已凝聚在书中的这首歌谣里：
喊一声魏家庄咋就这么亲
扯着那个骨头连着那个筋
金钟河流淌着祖宗的血
盐碱地养活了老魏家人
祖祖辈辈恋的是这片土
世世代代传承就到如今
喊一声魏家庄咋就这么亲
绕着俺的梦啊牵着俺的魂
门前的老玉米堆成了山
厢房的新稻谷装满了囤
酸甜苦辣俺只有一个愿
生生死死啊和你不离分
喊一声魏家庄咋就这么亲
苦着俺的肝肠揪着俺的心
没有你禁不住的大磨难
没有你疼不到的村里人
城市化你将被夷为平地
再相见上天入地无处寻
这是恍如隔世的告别，这是百年千年的眷恋，这是无法搬迁的情感，这是文学不朽的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