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在经历了各种思潮、流派和主义的洗礼、颠扑之后，几乎留存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审美后遗症。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浪漫主义、抒情诗、意象派、象征、超现实、超验、现代性、后现代性都可以在当代诗歌上有所显现。当代诗歌的语言特征、文本实践、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呈现出的多元和分化是前所未有的。

来自文学以及文化的负荷给当代诗歌或当代诗人的压力，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这就要求当代诗人在面对传统时必须具备足够的甄别能力，向着写出经典诗歌不断努力。当代诗歌要不断接受来自内部的更新与升级。仅凭“破坏”已经不能满足诗歌审美的自然生长和读者的阅读需求。

一个诗人的写作气象和书写价值一定与他的文学审美立场密切相关，而不是空泛的、简单粗暴的题材论。

我不反对诗歌对现实的观照和回应，但它首先是诗的。现代诗歌如何回应现实，在当代诗歌中一直是个问题。诗歌从来都不回避对现实的回应，但问题是如何回应、如何在面对现实题材时坚持诗歌的独立审美。衡量、考验一个诗人处理现实题材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对诗歌语言和审美的考量。同时，诗人还要掌握基本的适度原则。

基于现代主义而诞生发展的当代诗歌，从来都不缺乏驾驭各种题材的能力。但诗歌在进入现代性之后，如果缺乏庞大的知识谱系与技艺支撑，现实的、宏大的题材很容易架空文本。不惟题材马首是瞻，兼顾思想与艺术，才能确保诗歌的诗性品质。现代性要求我们拒绝那种空洞的、高蹈的书写陋习，要求诗人对技艺和题材怀有最基本的忠诚与敬畏。

我们不能把现实观照简单地理解为说教或对抗。诗歌并不承担教化的功能，诗歌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意象、象征、情绪等语言的神经来调动读者的审美体验。诗歌是语义最丰富和最具想象力的艺术，在当代诗歌的创作实践中，诗人还要时刻警惕当代诗歌流习的影响和干扰，摆脱当代诗歌的公共语境，从而建立个人的语言特质、辨认特征和文本的独特性。一个好诗人理应不断地划线，不断地把自己和同时代的诗人区别开来。正如卡内蒂所说：“成为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作为另一个，你才可以再次认出你自己。”

当代诗歌的活力还在于它的年轻态。尽管从新诗诞生以来，它的文化形象就饱受诟病，对它的指责从未间断。但当代诗歌仍处在细微的进化中，它近乎偏执的古老定义仍在不断革新，它的自我实践与表现形式从未穷尽。还有那么多的诗人尤其是年轻的诗人，在探寻、发掘和丰富诗歌的各种未知领域与奇妙的可能性。

艾略特在《次要的诗歌》里写道：“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公众关心当代诗歌：也许，对当代诗歌比对前代的诗歌更好奇，更期待。”我想这句话是艾略特专门针对欧美的诗歌读者来说的，而我们的时代也已经不是艾略特的“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没有艾略特幸运，我们遭遇的客观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当代读者几乎不关心当代诗歌。好在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失落和悲观，当代诗歌的属性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坚信当代诗歌的自我激活和调整机能，它面对时代的同化与不适同样强大，它会在混杂而浩繁的衍进中，呈现出天然的文学秉性，与优异的作者和读者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