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许多乡村人一样，长时期生活在安宁的环境。与今天相比，那是物质贫困的年代。时间的流逝是缓慢的，看日头从东边山头升起，就是一天的开始；看月亮星星镀亮夜空，又是一天的收尾。像蚂蚁走路，每天都是差不多相同的脚步。在那样的环境，时间似乎是多余的，只消凭直觉或经验，就知道每时每刻要做什么，远的说，就知道每天、每月、每年要做什么，人是不慌不忙的、从从容容的、松松弛弛的。不需要看日历，用眼睛和心灵的感受，不出丝毫的差错便明白，四季的轮回交替、风路过的方向和痕迹、花开花落的声音、云雾变幻的细节、庄稼拔节的过程……人当然照常面临着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召唤，也有饥饿的威胁。但人的心灵是在一种没有重负的状态下，面对着日常生活的有序的运转。
世界曾经亦如此，中国曾经亦如此，反正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这样生生不息。有人将这种状态称为“田园牧歌”。当然，可怕的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然而，真正打破这种和谐的，是从浩浩荡荡的工业革命开始。从此，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的小小的星球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无可抗拒的轰鸣。
之后的几百年，尽管工业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世界旧有的秩序，可是，安宁的环境以其固有的根基与势力，维护着许多地方万事万物存在的规律，尤其是在偏僻乡村。
我出生的村庄，由于处在被一座座大山分割天空的封闭的角落，不要说外界人们的足迹没有过早地伸入进来，就是那些四处浪迹的风和鸟们也很少从远处带来几丝影子。
村庄的孩子们刚一出生，就成了大地的一员。哭一阵后，没人再愿意听你没完没了的哭，在大自然的怀抱，你搞不了什么特殊化，一棵树怎么活着，你就得学会它的坚忍；一把泥土怎么强盛，你就得吸取它的营养。哈尼族的娃娃，到一定时候，母亲就要背在身上，到田边进行象征性的劳动教育。这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在那里，母亲说的话，不含半点长大后如何收起手脚享清福的意思。母亲说的是财富和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要学会挖田种地，要学会坦坦荡荡做人，要学会忍受一切不幸，你的骨头要比石头还硬。
人每天接触的是大自然，因而哈尼族的神灵都跟大自然密切相关，每一种事物都有相应的神灵。表面上，他们是神秘的，其实是生活化的、人性化的，并不高高在上地引导人们。他们的名字，跟现实中人们的普普通通的名字一样。人们对神灵的膜拜，实则是感恩大自然给予了安宁的环境。
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天空是蓝的，雾是白的，空气是干净的，庄稼是饱满的，畜禽是肥壮的，人们是相爱的……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恩赐。
人们没有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壮志，人们只有把大自然看作亲爹亲娘的孝心。
我想起我的童年时代。
每天一早，我就跟找食吃的猪、鸡出门，与一窝同样放野的孩子放开性子玩，玩得忘记回家。经常是母亲在门口喊吃饭，喊哑了嗓子，装作没听见，最后是父亲提根荆条，找到了便二话不说地抽打，哭泣着跟在他后面回家。吃了早饭，又溜出家门，再重复同样的闹剧。有时，早上才穿的新衣服，下午就撕成几片，在风中飘扬。有时，玩得实在过头，不敢回家，急得父母反而要哄着领回家。
夜晚的星星月亮下，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玩游戏、唱歌、跳舞……有各种好玩的，真可谓“五花八门”。
我家旁边有棵非常高大的万年青树。早上，女人们忙家务活，许多男人则集中到万年青树下，抽烟筒，讲古，热闹得灰尘都跳起舞。如果不跟小伙伴混了，我就听这些年纪大大小小的男人讲古。他们什么话题都讲，像摆一桌山茅野菜，只要蘸进蘸水里，就有说不出的开胃。
我的外婆，经常在我家。她是出色的民间文学高手。她会讲很多故事、神话、传说。她一来，我就缠住她不放，叫她讲，有的讲过多遍，但每讲一次我都听得入迷。她很善于营造气氛，鼻子是鼻子，耳朵是耳朵，好像真的一样，有时讲到恐怖处，我害怕得紧紧钻进她的怀里。
我就是在这种无拘无束、自然奔放的环境中成长。
被世界遗忘的村子，白天是鸟叫声和公鸡的打鸣，深夜又有时梦时醒的狗咬破恬静，还有万年青树上和村边树林里熬夜的猫头鹰的咕咕声。
大树上，到处都是喜鹊与乌鸦的家。
古歌里唱道：“天边飞来的三对喜鹊/请你们歇在寨脚的大树上/你是哈尼人的好伙伴/愿你天天保佑寨子的平安。”
野猫大白天都会钻进村里偷鸡。
夏天果子熟了，炎热的河谷，破脸狗（果子狸）成群结队。
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张开翅膀就像一片棕片似的飞着，树上爬、地下跑的动物还多着呢！
这种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做人还是写作，都在我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我跟着一位老人，放过半年集体的水牛。水牛爱到处跑动，刚刚在你的眼皮底下，眨眼的工夫，像一阵风不见踪影。不管天晴天阴，每天，牛走到哪儿，人跟到哪儿。它们有的是力气，我有的也是跑几座山不会酸疼的脚杆。这是我辍学回家的日子。在跟水牛来往一段时间后，原先的梦想渐渐灰飞烟灭。我不再有怨气，水牛们是这样过来的，我的祖祖辈辈是这样过来的，老老少少现在还这样生活着，我为什么不能一脚泥土一身汗水地迎送每一天？
“牧人”这个身份，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奢侈太浪漫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牧人出身。那时，我从来不会去想自己的这个身份，有朝一日作为人生的经历被不断回忆、怀念。在当时，我时常看着远处的县城，水牛看没看见县城我不知道，我呢，看过了就过了，只把心思用在水牛身上，上坡、下坡，平路、树丛，我都能够用各种姿势骑牛，而不摔下来。
后来，偶然的机会，我到一个叫么勺的哈尼村子教书。那里有红河县最高的鲁玛大山，山上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么勺前后左右远离其他地方，像从山林一股奔流而下的泉水，是一块不受外界干扰、污染的土地。下午上完课后，我们就没事干了，不是到村民家里玩，就是在树林中漫步。说不清是寂寞还是宁静，鸟的歌喉、风的絮语就是村民们的家常悲喜。我们跟外界联系的，是半个月送来一次的报纸，是一台声音像蚊子哼叫的时有时无的收音机，是往远方酸疼酸疼地赶路的目光。
村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是自然的、简单的、古朴的、绿色的。去几个小时远的地方赶街子，做买卖，见点世面，是件大事。此外，整天都是围着这座大山，下田地耕作，上山干活。喝的水变成血，血又变成汗，汗干了又喝水，水又滋润血，生命就是这样不断地磨损，不断地补充。
村民和学生都称呼我们为“阿师”，这种亲切的称呼，我在别处从来没有听到过。凭这一声昵称，我终生都会把“么勺”装进心底，像小孩子把糖藏进兜里，躲开别人，隔一会儿甜甜地舔几口，咽口水馋馋地回味。
此刻，回过神，我醒悟过来，我在城里所沉湎的已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我的楼底下，是每天都有上千人堵塞的农贸市场，从早晨一直到黄昏，乱哄哄的，乱得不能再乱。
这样的场面到处都是，是今日我们任何人回避不了的现实。过去，身在安宁的环境，但我不太明白“安宁”两个字的意义。当我明白过来，并且深知安宁对人是那么重要，我却离安宁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