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津子围的叙述从细中出走
对津子围的作品，我一直想找到一个角度，后来找了几个角度都有难度。后来缩小为一小部分，就是他的一组写警察的作品。其实，警察是很难写的，警察在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是被固定化的，被本质化的。在某些作品中，警察充当两种功能，一方面他们是作为抽象的符号化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形成系列的讴歌警察的作品；另一方面在反压抑的叙述中，经常承当了功能化的符号。如果没有警察形象带来的正义，我们社会的秩序就无法健康。不管对他们的叙述多么理想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人类是一个共同体，要维持这个共同体。但另一方面又有对他的反思性，把他看成是一个反压抑符号的代表国家及其压迫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思性，把法看成一种无限的正义，把法看成一种正义的等号的话，那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津子围写作的独特性，就是在法和日常生活的中间地带，写警察和罪犯的故事。他塑造了罗旭刚这样一个警察，他是正直、善良的，是人民的好警察，但又有许许多多的缺点，有许多普通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把警察的多样性、复杂性还原于日常生活中。罗旭刚这个形象是当代警察的缩影，是津子围的一种贡献。
津子围小说的另一个独特性，就是把一种悲剧性的东西荒诞化。津子围的小说起因总是荒诞的，《讹诈》《谁最厉害》《求你揍我一顿》，起因都是非常的奇怪，他在还原警察的日常生活行为上，写出了生活在交叉地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他叙事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对细部的把握。他的小说不是从细中进入，而是从细中出走，寻找一个戏剧性，最终要解脱。这是津子围小说始终保持的一种风格，这个风格我称之为灰色幽默，他的灰色幽默到了一定程度不往黑处走，到灰色就停止了。从细中出走之后很多矛盾就化解了。总之，戏剧风格与灰色幽默构成了津子围小说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阎晶明：
创作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津子围是大连非常出色的作家。他的小说是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过渡的一种创作产物。我看了他的小说有一个感觉，他是一个专门为一座城市写作的作家，写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写人和人的关系，写陌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个人本来不认识，某种契机使他们结识，结识之后产生很多矛盾，这些矛盾既有复杂的纠缠，也有感情上的纠葛。
津子围的小说喜欢用公共汽车作为两个陌生人认识的场所，比如《一顿温柔》，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两人相遇，相遇的场景以及相识的过程就是因为公共汽车上非常挤，女的怀疑男的对她非礼，吵了半天才发现是中学同学，于是两个人开始交谈，之后在同一个车站下车，一起走路，去吃饭喝酒，后面发生了暧昧的故事。比如《昨日之雨》，一个教授在等公共汽车时碰到一个女人，说了几句话，却被警察莫名其妙地抓到派出所，原来是因为那个女人丢了500块钱，警察怀疑是他偷的，正好他身上也有500块钱，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合同儿子》中也是汽车，小伙子酒后开车，半夜撞死一个人，逃匿被抓之后，发生了他和死者父母的交往，和死者的父母达成一个合同儿子的关系。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很多传统的小说、很多小说家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部小说里设法让陌生人认识，认识之后产生戏剧性的故事，通过故事激发出小说的意味和沧桑的感觉。
津子围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故事的最后总有一个爆发点，有一个戏剧化的结尾。他的小说让人想起了莫泊桑的创作。公共汽车的意象，结尾的处理都是这样的方式，这是一种经典的、传统的西方短篇小说的处理方式。
津子围并不是看完别人的小说后，按照人家的路子重新写，他的小说还有一定的发散性，是当代性的创作，所生发出来的意味更加复杂，矛盾冲突因为误会产生，最后通过化解、理解达成一种和谐。作品中往往先描写一种尴尬，到最后总要体现出一种淡淡的温暖，这是我对他的小说产生好感的很重要原因。
总之，津子围的小说非常讲究，是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之间过渡性的产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只看他的五六篇小说还不够，至少还要看一些，如果这个规律是可以成立的，我觉得津子围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解剖的作家，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中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说家，值得很多小说家借鉴。
孙 郁：
乡土记录与民间寓言
侯德云的微型小说集《圆的正方形》，写的都是辽南的故事，乡音乡情浓烈地散落着。这本书我是一气读下去的。辽南的民间形态，苍生里的冷热，都活生生地印在文字里。如乡土的记录，也似民间寓言，泥土气与笑意都混杂于其间，有别的书里没有的味道。
当代小说林林总总，有一类专写民间的炎凉之态，被称为“世相小说”。这类作品乃现象的再现，笔法在写实的世界里。侯德云的微型小说，写的就是辽南的世相。我看他的书，对故乡的风貌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作者有时候用的就是土语，乡间的味道、民风的妙意暗藏其间，有很朴实的语意。另一方面，写了诸多人的命运，从世风里看道德与爱欲，人性的诡秘与可笑悉入笔端。辽南人的思维空间是封闭的，精神生活没有多少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事功与利己意识很浓，我们看了会有一种痛感。这些，侯德云都有记载。
辽南曾是日俄的殖民地，战火不断，加之“文革”中人为的破坏，蛮荒感与美丽的山水呈现着一种反差，要找一点汪曾祺笔下的雅趣和贾平凹小说的易学之气，是大难之事。侯德云笔下的乡下与小镇，古文明的背景模糊。一种是乡下人的实用哲学，一种乃官本位文化的孑遗，它们混在一个空间，只有空寂里的无聊仍在。侯德云在《酒鬼的爱情》里，写到现实的力量大于浪漫的生活，有一种悲哀的感叹。《老家拍案惊奇》对萎顿生活里的乡民哲学有着彻骨的体味。人在无路可走中的悲剧选择，衬托出环境的凄凉。人性的美丽之色完全在灰暗中消失了。《婚姻大事》里的人生起伏、俗谛的暗示、精神的灵光与此类实用主义的生活是无缘的。作者除了写这些世相外，还描绘了官本位文化对基层人的异化。《开会》所呈现的父亲生活，没有多少乐趣，退休后惟有模拟开会的样子才心安理得。这种已经被社会惯性扭曲的人，精神与土地山林已经没有关系，空无者的生活依傍在虚幻的影子里。
世相小说乃生活原态的描摹，拒绝浪漫与空想。旧时的世相小说有乡间秘史，江湖野气之类。侯德云注意到了这个传统，关注普通人的非正常生活。那里有对生命的思考，特别是对畸形人生的扫描。《假如》写无常之爱，《酒后》点破寻常里的隐秘，《小偷的忠告》乃黑道哲学，《道具》乃中国人“面子”的写真，《谁家丢了一只鸡》让人想起前人对国民性的审视。侯德云描写这些人与事，无奈与悲哀都有，没有故弄玄虚，就那么以寻常笔法为之，而人间百态已出，辽南人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有了立体的雕塑感。
在故乡作家的小说里，我看到了被遮蔽的一隅，与诗性里的乡土大异。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常常逃逸现实，躲到象牙塔里自娱，得到的多是不真实的幻相，与大地的关系就疏远了。逃逸世相虽得片刻的逍遥，但也漏掉了人生的真实。深入江湖者方知道滋味的浓淡。观景的人以幻觉为美，不知东西，误辨南北。而真相的体认者在寻常的笑意中，无意间就把士大夫式的梦话颠覆了。
孟繁华：
善于发现世间的伪善与欺诈
陈昌平是被严重忽略的一个作家。他写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篇都有很大的反响，具有很高的质量。
《汉奸》是我喜欢的一部作品。一个人怎么被命名为汉奸，是需要讨论的。他内心对日本人很反感，但是这个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有景仰和学习的热情，他又觉得可以接受。我教你书法可以，但是每天派日本人押送我去，我是被迫的，我不得不去。交往久了则觉得这个日本人并没有那么十恶不赦，逐渐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优越感，但是面对侵略者的时候，立场和气节不能变。然而，他对自己人解释不了这一切，解放以后必然要被打成汉奸。一个人怎么沦为汉奸，陈昌平把这个过程讲述得非常简洁，小说确实写得非常好。小说《英雄》和《汉奸》有相似性，“英雄”老高是一个普通工人，退休之后喜欢演讲，愿意说话，在不断的演讲中逐渐找到了感觉，但是他总有失语的时候，总有讲不出来的时候，于是就开始篡改历史，然后就有人找他了。辽宁这个地方是出中国英雄文化的地方，英雄文化哺育的人都有英雄的幻觉和期待，特别是辽宁，从雷锋到郭明义，都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在辽宁不能不受着英雄形象的深刻影响，但是老高这个英雄搞出事了，事实上，陈昌平一直在寻找生活中的荒诞性，他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当下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是怎么表达的。
《国家机密》非常典型，主人公小六子经常做梦，是现实生活中的先知和神童，于主任因为掌握了这个秘密，就盼着小六子做梦，以知道当下要发生什么。这个荒诞性的发现了不起，反映了小说家的敏锐性。
对荒诞的发现和寻找是陈昌平整个小说创作中一直在坚持的，他的荒诞和西方的荒诞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形式、修辞、结构上花心思，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构成这样的关系，似是而非，你说是这样的生活未必，你说不是这样的生活也未必。
顾建平：
细致展现生活微澜
张鲁镭的新小说集命名为《美丽鞋匠铺》，感觉比第一个小说集《小日子》写得更加从容、更加得心应手，读起来也更为愉悦。小日子基本是没有出息的日子、不张扬的日子，小人物生活里的小波涛，对于我们的大时代就是小日子。宁静的小日子总是被意外给它以致命的一击。比如重病中的丈夫想给老婆找新的丈夫等等，都是很有戏的，这样的故事没有大人物，没有大的波澜，都是日常的生活，但是小小的波澜在小人物的生活中变成了巨大的生活波涛。
张鲁镭的小说生活场极其强大，使得那些苦思冥想的伪生活相对就没意思了。《美丽鞋匠铺》的题材面非常广，每一个题材作者都驾轻就熟。因为作家是行家里手，因为她曾经做过裁缝，曾经在街头给人擦过鞋，写到每一个题材都非常的熟悉，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者，尤其对于美食，在小说中写到美食，不厌其烦描写美食的制作过程，记录下来可以成为一个菜谱。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精细的，比如《全家福》里的一道菜就是“全家福”，大家可以做一下，八九不离十，可以做成一道菜。作家有敏锐的洞察力，体现了生活的智慧。再比如，好看和美有什么区别，也有她独到的解析。她的语言非常生活化，符合生活的语境，阅读上非常愉快。
这是我读张鲁镭小说的一个印象，张鲁镭的小说可以进入优秀短篇小说的行列，具有独创性，她是一个合格的讲故事的人，没有故事不成为小说。
王 宁：
用艺术承载深邃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刘东的小说，就是一种儿童社会问题小说。儿童在社会生活和成长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成为他小说的一个主题。读他的小说很容易联想到“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作家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将文学作为一种“为人生的艺术”。这是我对刘东小说的整体感觉。
由于工作的关系和个人喜好，刘东非常关注少年的身心成长，从《情感操场》《轰然作响的记忆》《抄袭往事》，到近年的《镜宫》《兄弟》等诸多的文学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即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主线，以深沉的、理性的笔触对儿童精神成长的可能状态与生命存在方式作出一系列的临摹，并试图对他们命运存在的诸多可能性作出追问。
作为辽宁“小虎队”的成员，刘东的小说很少有其他成员作品中常见的东北风、乡土气，地域性不是特别明确。他所立足的是一种都市叙事语境，这和他的生活环境紧密相关。大连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种自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又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更加深了他们对都市生活的理解和把握。刘东的小说就是以一种更开放更现代的目光打量社会问题和儿童问题，更冷静更理性更超然地观照现实、审视生活，深度地挖掘生活中的问题。
读刘东最近的长篇小说《镜宫》，就可以看到他的小说特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男孩，他通过一个网站穿越时空，体验生活在别处，别人生活在此处，经过人生历练，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如何建立真正的信任，如何面对抉择，如何面对承诺，如何面对死亡，最终确立了真正的自信，走向了人生的成熟。
可以说，《镜宫》是刘东对自我的一次挑战，相对于当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儿童文学现场，这部小说的审美意趣是冷静的、理性的、沉思的，与繁华的、喧嚣的、骚动的儿童文学创作态势并不相称。作者试图将小说作为一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超越性的表达，将主人公的交换人生充分放大，以提示平凡生活的本质意义。依托于深邃的思想，他的艺术表达更加冷静与节制，却不乏睿智的哲思，文本中间俯拾皆是的哲理式思辨式语句，总能将情节、事件与人物的内心活动统一起来，这种议论性的话语方式使小说的艺术层次得以提升。
艾克拜尔·米吉提：
在同质中寻求突破
紫金最早见诸媒体的文章是散文，之后写了几十篇散文随笔，然后开始写小说，之后又开始写长篇纪实和电视剧等等，2013年获得了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这说明她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是一个对各种文学题材都能驾驭的作家。
紫金的作品很有特色。公安系统的作家不少，我们也一直关注，并推出了一些公安作家和公安题材的作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往往会陷入一种行家的局限，视野打不开，总是围绕具体的案件、具体的事例在写作，很难有一些突破。在这一点上，紫金超出了这个局限，能够把作品放在社会的背景下来把握和写作，这是非常难得的。现在很多作家都已经职业化了，专写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但是往往写了十几部长篇，却很难回过头来审阅。一个作家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视角写出作品，为社会作贡献，这是非常难得的。
公安部开展了一年多的清网行动，在这个背景下，紫金写出了电视剧《第四情报组》，写得非常好，特别是高科技手段在刑侦中的应用，过去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更厉害，任何一个细节在科技时代都可以把握，可以立即用倒推法导出来，让人耳目一新。
通过文学作品，会发现警察有一种亲切感，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紫金的作品实现了这样的价值。她是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作家。
马 力：
观照少年儿童的生命力量
大连“60后”作家“海蛎子组合”里有两位儿童文学作家，可以看出大连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儿童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儿童重要，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把儿童文学看成儿童文化，非常的关注。
于立极在辽宁是小虎队的重要成员，是非常有名的，在全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也是一个备受关注、很有前途的作家。最近，我看过他的一个长篇小说《自杀电话》，这部小说的价值有两点：
第一，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涉及到对当代儿童如何评价。他提出的儿童心理问题，打破了19世纪认为“儿童是天使”这样一个基本评价，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艾尔兹伯格教授说的“童年消失”。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是现代儿童确实存在心理问题，而且敢于写出来，能够写出来。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救赎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摆在那里，出路在哪里？他对出路也做了设想，这个设想为我们解决当代儿童心理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考。第二，他的小说文体是儿童心理咨询小说。他已经耕耘很久了，从短篇写起，就受到了国内很多评论家的关注，到写《自杀电话》的时候，展现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少年，而是一个时代少年的心理问题和如何解决的问题，内涵非常厚重。
这个小说有一种意象上的东西，重要的意象就是自杀电话。有双重的内涵，一个内涵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报，当代少年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自杀电话就是一个最好的表现。其次，自杀电话还延伸出了热线，既然出现一个问题——通过一个电话反映出来的，最后也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解决的，获得了双重的含义。说明当代少年并不是“垮掉的一代”，并没有“童年消失”，虽然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但是内心深处有生命的力量，能够自救，能够疗伤，最后还能完善自己，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