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学史家开始着力发掘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群”，梳理出了如“贵州诗人群”、“白洋淀诗人群”，以及以有着明确指称的作家群体做支撑的“京味儿小说”、“百花文学”、“学者散文”等概念。自1990年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兴起，以地域文化视角观照文学成为一时风气。一方面是地方文学史的撰写，一方面是批评家纷纷以地域命名。1990年代以来的作家集合，出现了文学创作上的陕军、晋军、豫军、湘军，黑龙江作家群、江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以及西部文学、河北“三驾马车”等名目，近来又有广西三剑客、甘肃儿童文学八骏、河北四侠等说法。这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宣传地方文学为目的竞赛式推出作家群的做法，有时难免会无视作家在成长路径、知识背景、写作方式、审美特征等多方面的不同，强行将其打包着色，贴上标签。以作家出生的年代或所处的年龄段为尺度划分大致的作家群体也成为近年来作家群命名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的是作家群体成长的共同的时代语境对其创作的影响。如果说时代语境是作家群赖以形成的大气候，那么每一个作家个体赖以长成的小气候则千差万别，因此，各自的创作追求也很难用一个强调时间维度的命名来概括。“作家群”标签的背后凸显的是文学史研究的焦虑和对文学生存境遇的焦虑。
从文学史的事实看，命名一个作家群有很多角度，可以是地域的、家族的、代际的、社团的、作者身份的，也可以是思潮的、文体的、审美特征的、期刊杂志的；一个作家群的形成有很多方式，有的是事前有意识建构，有的是无心插柳的自然形成，有的则是文学史家的事后追认。无论从哪个角度命名，以何种方式形成，其得以成立的根本都在于其中的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倾向的一致性。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面临着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大而言之，有“五四”时期的启蒙问题、30年代的革命问题、40年代的救亡问题，这些方向性问题又进一步衍生出很多领域性问题、枝节性问题，都要求文学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回答。有着不同思想倾向、文化趣味的作家为了解决时代问题，以作品提出自己的现代性方案时，经常聚而为类，分而为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号召起了乡土小说家的群集。徐志摩等有着西方思想文化背景的绅士诗人们则组成了新月派诗人群体。沈从文、朱光潜等远政治亲人性，希望重建民族性格的一群集结为20世纪30年代影响极大的“北方作家群（京派）”。茅盾以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介入时代进程的创作路子引领着专注社会剖析的青年作家们聚集。当救亡成为对文学部门的最紧迫召唤，20世纪40年代作家们便因不同的创作思想集结，出现了以《七月》和《中国新诗》杂志为核心的诗人群。
对于百年前的接受者而言，“五四”新文化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五四”阐扬的基本的现代人文理念，如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尊重个体的观念、人道主义、进化论、妇女解放的观念等，这是五四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为知识者群体所普遍认同、接受。二是“五四”时期输入的某种具体思潮，这些思潮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分别为某一知识者群体引进、接受、宣传、遵奉，很多人甚至成为某种主义（ism）的信仰者。“五四”知识者在他们共有的基本理念基础上，做出了各自的精神选择，并且以此为根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周策纵指出，“五四”知识者当从与传统秩序的一致敌对转入寻找正面解决方案的任务时，他们便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哲学和模型。因此，1919年以后，新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就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分裂。确实，“五四”新知识分子在破旧上取得了一致，但在立新上则由最初的相通而日趋转向严重的歧异。“五四”运动分裂之后，由于各自的精神选择不同，新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一分为三：一是转向主张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这一方案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于20年代之后为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接受并付诸实践；二是坚守“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坚持启蒙主义的话语实践，并以此方式介入社会改造；三是发展了“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理念，将“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和自己的内心要求结合起来，在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持守理性精神和人性立场，着意于经营“自己的园地”。三种实践方式塑造了新知识分子三种不同的精神取向，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三种并行不悖、影响深远的精神传统。
新时期很多作家在思想解放和重回“五四”思潮的感召下，自觉地对历史做出严肃的反思，以笔为旗，参与到新启蒙运动中。另一些作家对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等宏大思考不感兴趣，相反，透过“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在人心、人性、生存、生命的深处探险却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丰富活跃，为不同作家群的形成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但可惜的是，思潮的线性演进似乎遮蔽了作家群的条块分割，当然，目前对当时作家群体的文学史挖掘也非常不够，如学术界对以巴金为代表的“新时期随想作家群”的忽视就是一例。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文学不可谓不热闹，但思想文化的后现代状态恰恰冲击了作家群形成的可能，后现代文化的多元论实质上否定了普遍真理、普遍价值和人类共同命运的空壳的多元论，不是面对人类共同问题时思想文化倾向上的真正差异，因此，人们热衷于人为打制各种作家群，为后现代文化添上了又一道风景，但只是徒增文坛的热闹，与真的作家群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