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文学
我家楼前有3棵槐树，高到6层楼之上，这是整幢楼前最醒目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风景。清明刚过，槐树有了动静，一只布谷鸟在午后的树梢上鸣叫，一声接着一声，不紧不慢。很多人认为，布谷鸟只有乡村才有，其实这是误解，北京故宫里的古槐树上，布谷鸟常在黄昏时刻落脚，而且不止一只，它们东一声西一声地叫着，让古老的建筑焕发生机。不过，很少见布谷鸟有成双成对在一棵树上的，这可能就是布谷鸟孤单、忧郁的天性吧。
我把这种文字和叙述看作文学，由此我确信，文学是与生命有关的。由此也确信，文学需要一双文学的眼睛，还需要一颗观照生命和追问生活的心灵。
故事一：回鹿山
回鹿山在塞北坝上草原，是我的出生地，地名出自一个还算动人的传说。《回鹿山》这个作品起笔在2003年春天。那段日子，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骇人的瘟疫——“非典型肺炎”。此疫后来被西方医学界简称为“SARS”，但这丝毫不会减轻国人对肺病的恐惧。正是这种集体意识上的恐惧，让我突然想到战争、死亡和一个老兵存在的意义。父亲曾是一名老兵，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两次战伤，九死一生，然而，当他回归故土成为一个农民后，厄运却刚刚开始……
的确，战争并没走远，新中国建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千百万个官兵死了，也有很多人靠勇敢、智慧和运气活了下来，其中一小部分战将，成了金字塔的最顶尖部分。而那些侥幸活下来、回归故里的老兵，却生活艰难，晚景凄凉。老兵们不是英雄，更不会成为卡莱尔笔下的英雄；这些籍籍无名的人，即使罗兰再世，也不会成为他笔下的巨人；他们不需要军礼，不需要墓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需要。这些被称为“卑贱者”的灵魂，山谷和野草间的灵魂，痛苦而喑哑的灵魂，却把“不要仇恨”的精神传给下一代，又下一代，这是一种无比顽强又高贵的品质。《回鹿山》中的父亲，在两场战争中的作用也许是无足轻重的，虽然有子弹击穿了他的身体。我甚至不知道，战争留给父亲的回忆是快乐还是悲伤，但作为一个弱小的父亲，眼见一个拼命寻找人生出路的儿子马到悬崖，他再次向命运妥协了——他坚定地把儿子送进了军营。这就是一个父亲的全部，而不是一个中国老兵的全部。
《回鹿山》原定名为《父亲》，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201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回鹿山》。
是春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促成了这部书，这种体验很特别。深圳批评家于爱成刚刚读到此书，他写道——
类似《回鹿山》这样的非虚构作品，2009年至2012年在海峡两岸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齐邦媛《巨流河》、龙应台《大江大河》和侯健飞的《回鹿山》。《回鹿山》不仅写下作者前半生的自传，更重要的，作品透过个人遭遇，触及了近百年来现当代中国种种的转折、个人和亲人的苦难遭际、家族个人跟民族国家的关联、作家的悲欢忧患和对战争、对人性的深切和温暖的认知；还有作家解剖自我的勇气。
故事二：红鬃马
201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北京还沉睡在盛开桃花的余香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接听后，是大姐夫雨生。
……
雨生在电话里第一句话是：“是他老舅吗？”
这是雨生惯用的语式。“他”是泛指，泛指雨生的儿女们，一共6个，2男4女。几十年如一日，不论是在电话里，还是当面，雨生与我讲话，从来不叫我的名字，都是用“他老舅”相称。
……
我少年从军，离乡日久，与雨生谋面的机会有限，通电话的机会也极少，总之，几十年来，大姐夫雨生与我的所有交集，都是关于大姐和外甥、外甥女们的闲事，从来没有为自己主张过什么，一次也没有过，这就是我和雨生的关系。
这次电话却很意外，不是大姐走了，是他自己遇到了麻烦。
在确定是我本人接电话后，雨生说：
“公安来抓我了，车已经到了门口……”
“什么？抓谁？”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怔了两秒后问。
“抓我啊，公安来抓我……唉——”
“唉——”是无奈和绝望的语式，这是长长的一口叹气，我听得懂包含的所有内容。
我愣住了。
以上文字出自“回鹿山非虚构系列作品”第二部《红鬃马》第一章第一节。这本书的内容仍然是一个父亲与六个子女的故事，但这个父亲的生活和命运更令人回味。《回鹿山》得到业界和亲友的好评后，我像一个迷路20多年的孩子，突然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这条路就是文学之路。
故事三：故乡有约
耶稣是先知，但在故乡，先知是不受尊敬的。有一天，耶稣正在布道，门徒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哥哥来了，想见见他。耶稣回答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兄长？你们就是我母亲，你们就是我兄长……这是一个崇高的信仰原则。有人说，人与信仰的关系，高于人与人的关系，高于人伦关系；也有人说，政治家和艺术家常常有崇高信仰，有崇高信仰的人是可以不顾亲情和家庭的。我是一个平凡的小文人，没有什么崇高的信仰，所以不接受这种观点。
《回鹿山》出版后，我文学路上三个领路的老师王宗仁、曾凡华和刘增新分别祝贺我。这让我决定用一本书来纪念我们的师生情谊。
我常说，青年写作者走上写作之路，除了我们常说的天赋和机遇之外，引路人尤其关键。我其实没什么天赋，文化浅底子薄，写作只是兴趣浓厚一些罢了。但是，从军之初恰好让我遇到了贵人，三位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文学可以虚拟生活，却不能虚拟情感。文学既不高贵，也不卑下；文学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从入世观来说，文学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能改变别人的命运。为了鼓励我这个小小的文学苗子安心军营，好好写作，老作家顾工曾以书信的形式写了一篇《你点燃出山的灵魂——致战士作者侯健飞的信》连同与我的合影，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报》副刊……如今，几位老师虽然都已退休，但他们的笔却一直没有闲下来。
2012年年底，我出版了第一个小说集《故乡有约》，这是一个学生对老师们的答谢和祝福，是一个文学追梦人的浅浅脚印，也是后来者或能解渴的一杯凉茶。
结语：幸福
2013年春天，我被总政选送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宿舍在6楼，窗户朝南。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到了西天，逆光里，高高的杨树枝条被对面灰黑色的楼墙隐没了，却能看见杨树细碎的叶子在风中一簇簇跳动，好像无数朵淡绿、微黄的野花，在半空中一层层绽放。楼前花园里，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们的雕像掩映在怒放的桃花丛中；三五十棵不同年龄、不同长相的柏树安静地生长；那个随形就势的池塘里，一群群红鲤很像性格不同、志趣迥异的文人墨客，它们随性组合，缓慢游移；还有三只不知何时在花园安家的猫，一只大黄，一只花狸，还有一只灰色的小可怜。每到黄昏，华灯初上，花狸就蹲在池塘边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看。此时，清澈的池水中有两棵柳树的柔曼枝条在微微颤抖，成群结队的红鲤游过去，再游过来。接着，就是青年作家们满脸幸福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