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关注

直逼灵魂的写作者

□廖全京

必须承认,在灰蒙蒙的时空中经历的这一次阅读,开头是烦躁不宁的。

不知不觉间,这些看似寻常却又潜藏着无限深意的文字让我的心不仅平静下来,而且沉浸进去,继而莫名兴奋起来——我看见了一个赤诚的灵魂,一个少有的真诚的写作者,他生动鲜活地站在我面前。

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让你见字如面,尤其是在文人大多都戴着面具的当代中国文坛。

然而,梁恩明让你见字如面,见字如心。他袒露着,让自己的笔墨、自己的心灵在天地间自由地挥洒,承受太阳温和而又热烈的照射。

就是再矜持的读者,在这样赤诚的写作面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隐于中国西南的写作者梁恩明不是专业作家,与他的认识出自于他的文字。上世纪80年代,他就在《四川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相当有深度的散文和文艺评论作品。作为一个文艺理论研究者,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少有的率真和灵动。他在文字中坦承,他是一个大俗人,而且承认得自然、坦然。

我就欣赏他这一点。

人非圣贤,岂能不俗?世面上那些干哪一行就把自己刻意打扮成那一行代言人模样的人,比如搞所谓国学的就穿长衫,搞美术的就扎小辫,多半是装腔作势。

梁恩明明白,这个世界本来就俗,所以他不装。所以他难得。

因为不装,他的心胸才开阔,他的文字才流畅。文雅的说法叫做感应之会,来不可遇,去不可止;或者说率性为文,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

这是一种写作的心境和说话的姿态。在一个人们普遍不说真话、虚张声势的时代里,自由地表达,真诚地表达,选择做那个揭穿皇帝新装的小孩,这无疑需要一种极大的勇气和智者的勇敢。

遍观梁恩明的写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散文。这些散文带有强烈的纪实色彩,或隐或显地取材于作者的人生经历;二是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也基本是他自己最熟悉的身边人,不用过多虚构,几乎信手拈来;三是他带着思索的目光游历世界时自然流露出来的游记文字。这些文字是他最直接的心灵展示,处处闪动着一个多思、敏感的作者鲜活的人生感触和思考结晶。在这三种文字里,都闪耀着一种可贵的价值:直陈生活的艰辛和人性的阴暗,无情剖析自己灵魂深处的渺小与卑污。

在那些充满复杂难言情感的纪实性散文里,梁恩明记录下自己与之相交的朋友、同学、老师,记录下他们卑微的生活和心灵所遭受的磨难与痛苦。在这些文字中,梁恩明流露出对所有苦难者的深深怜悯与同情,也不排除对自己侥幸逃脱苦海的极度庆幸。他的可爱处在于他并不认为自己善良可爱,相反,他反而大方地承认是自己的狡猾与势利使他在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世道里如鱼得水。在人生的重重进逼面前,谁都不可能是道德的完善者。原则与道德的束缚只属于那些胆小的失败者。他说:“我的幸运,更多得于我与人、与鬼的圆融,随机应变的灵巧。有人说,人间天堂,更偏爱于奸诈的人,我不知这是不是人生真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1世纪,一定不屑于中庸憨厚的人。”(《兄妹之间》)在一个虚伪的道德说教不再起作用,猥琐的无耻之徒反而大行其道的时代里,梁恩明的这些市井俗话显得客观而率真。

自然,看人看事,不能只看表层,还要看灵魂。

梁恩明的这些文字,这些文字记载的人和事,许多都与灵魂,尤其是他自己的灵魂有关。

梁恩明的文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探寻灵魂广度和深度的文本。他袒露的就是他自己,他的内心,他的灵魂——一个独特的个体的灵魂。

裸露灵魂并叩问灵魂,这正是梁恩明的价值所在。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血脉中从来就缺乏灵魂的叩问这个基因,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化中缺乏灵魂叩问的思想资源。此说是否有充分的根据,我没有研究,但我知道,周作人当年有过类似的意见。他在将中国文学与俄国文学进行比较时发现:“俄国文学上还有一种特色,便是富于自己谴责的精神……托尔斯泰的著作中,这个特色很是明显,在中国这种自己谴责的精神似乎极为缺乏:写社会的黑暗,好像不攻讦别人的隐私,说自己的过去,又似乎炫耀好汉的行径了。”(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究竟有无普遍性,真说不准。说到现实,这种“攻讦”与“炫耀”的对比下显示出来的“自己谴责的精神的缺乏”,倒比比皆是。

在这种语境中,梁恩明的袒露自我,还真有那么点“自己谴责的精神”,起码是一种自己谴责的意思,或者说是自审意识,一种可贵的自觉的自审意识。

这方面,《兄妹之间》这篇散文值得重视。20年白云苍狗,让已经成为在城市过上小康生活的梁恩明和仍然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四妹之间产生了隔膜甚至怨怼。当年,父亲撒手人寰,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四妹一声不响地主动停学了。同样负有责任甚至更应该负有责任的自己,却因为彷徨犹豫而留下了永久的悔恨。“也许,四妹在放弃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做出选择的最后一瞬,她动摇过,抱怨过。但她最后毕竟作出了牺牲,而我没有。相形之下,我是多么虚伪!”这是在向妹妹忏悔——哥哥的自责是真诚的。现在,“我有了挥之不尽的财富,可我还是不敢放肆地花天酒地,因为我是你,一个本无半点奢求,淡泊了一生的穷人的儿子。我违背了你的遗教,我没有清清白白地做人……”这是在向父亲忏悔——儿子的愧疚是由衷的。在这篇自我袒露的文字里,梁恩明在审父、审妹的同时,叩问自己的灵魂,更多的是自责和自审。相比自己的卑微与自私,妹妹身上体现出来的奉献与牺牲,正是梁恩明无比渴望达到的精神高度。

梁恩明个人的经历,是不断为挣脱绝望和耻辱而奋斗的经历。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吞咽下痛苦,拒绝了沉沦。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审——“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鲁迅:《“穷人”小引》)无论这种自审在深度和广度上有多少欠缺,也无论它与人们常说却也只停留在说上的“忏悔”还有多少距离,但梁恩明起码对得起自己了——他在无意间透露出了一种知识者的良知。

在那些纪实性的散文与小说里,我还看到了梁恩明在揭示自我灵魂时艰难的内心挣扎。

歌德曾经说过的“人的历史就是人自己”。这话既针对整个人类,也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梁恩明的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不是他的事业,而是他的写作。写作者的身份让他不同于普通的商人,对文学本能的热爱和对人生频繁的思考,让他的人生更加完整,让他的生命体验丰沛而富有深度。他用笔写下这一段人生与社会,也烛照自己的灵魂。

他经历了两个时代: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梁恩明的心灵在这两个时代穿越,两种显在和潜在的引力作用于他的灵魂时摩擦出的火花,使他的回忆成为伤感与困惑的“混搭”或“拼贴”——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文本,其特征是带着人的本性的双重性,这正是他的心迹的逆向、冲突、悖反的根源。

有一篇小说在梁恩明的文集里意义深远,即《肖二娃》。作者的昔日好友肖二娃,跟自己从小一起滚过铁环、抽过烟。改革开放后,“我”成功了,工人肖二娃却下了岗,搞过传销,卖过报纸,推销过牙膏,无一例外地失败,最后只剩下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要不就抱起吉他吼《国际歌》。这篇短篇小说,看似写他人,骨子里是写梁恩明自己——自我的灵魂在他者的灵魂中得到折射。他仿佛是在寻找一个东西,他自己一时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代人,也够幸福了,灾荒年饿饭,‘文革’受难,该读书的年龄下乡,政治狂飙去了,经济风暴又来,搭错车的人不说了,就是想过安稳小日子的人,也难逃下岗失业的厄运。肖二娃这时唱起了《国际歌》……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21世纪。”这里有太多的潜台词、画外音。如果你将它与前后文中关于自我心态的那些描述对读,这种“词”与“音”会显得更加微妙。梁恩明借肖二娃的故事,不仅写出了对人生的慨叹与思索,更多的是展现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描摹和细致观察。肖二娃的遭遇不仅是个人能力与机会的问题,更多的是微小的个人在历史与社会的洪流面前不能自主的无奈与辛酸。

请注意此篇中似乎十分隐忍地写下的那些细节:“我的心在颤,攥柄的手在收紧”,“我急忙逃出他的家门,望着小巷里能见的寒天,长舒了一口大气”,“这个新年,平添了我许多的忧愁” ……作为与肖二娃一起长大的朋友,我如今有钱了。尽管在肖二娃们的眼里,我也是一条嗜血的老鲨鱼,可我毕竟跨入了成功人士的行列。可是,我为什么还有忧愁?我到底是谁?我真是一条嗜血的老鲨鱼?我知道我真的回不去,我无法还原到那些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与纯真善良了。可是,对于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我的心灵深处多少还是有些向往和怀念的。

梁恩明十分清楚自己灵魂深处的这种悖反性,并像直面人生一样,正视这种悖反性。他在《再相逢》里有清醒而明确的表白:“我做不了保尔,也没想过要在生活中去做保尔,但我身上绝不缺少保尔的精神。我恰是用了保尔的精神,去干了保尔要革命铲除的那一类事。”

对于梁恩明来说,活在悖反中就是活在真实中,活在真实中就是活在悖反中。

梁恩明喜欢旅游,不,是喜欢游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旅游不再是单纯地观光,而是像徐霞客一样,行走、记录并思考。他的旅欧游记、朝鲜之行等篇章,都带着浓重的人文思索,有着鲜明的梁式印记。梁恩明从来不人云亦云,他总能得出独到的见解,并且毫不隐晦地说出自己的结论。在《朝鲜行》一文里,在这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里,梁恩明用白描般的文字,写下了近乎荒诞的一幕幕戏剧。他最得意的一篇是《贝加尔湖》。作为一个1960年代生人,梁恩明的成长记忆里苏联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深深烙印,那里的一切如今怎么样了,他要急切地去寻找,去印证,因为那可以说是他精神成长的一环,有着母乳般的意义。可是,如今的俄罗斯仍旧博大美丽,仍旧广阔无垠,但留给他的却是一个暧昧不明的背影,是一个寻找不得的青春的背影。这篇文章,笔者认为是梁恩明文字里最放达、最汪洋恣意的一篇,华丽流畅,激情充沛,如遥远国度里的冰雪和白桦林充满神秘与张力,浓丽非常。有很多的游记只是记录美丽的风光与奇异的民俗,但梁恩明从来不是这样,他总是去发现那些风光背后的意义与不凡,发现文明之间的差异,并鲜明地表达出来。《旅欧感叹(二题)》是如此,《俄罗斯见闻》更是如此。这让他的游记变成了文明之旅,文字之旅,思想之旅。他的文字在游历中变得更灵动、更自由,因为在陌生的世界里有了对比,梁恩明的个人符号变得更鲜明,他的思考才更有独特之处。

从古至今,所有认真的写作者都勤于思考、迷恋思考。可以说,宁静的大胆的沉思是真正的写作者的本质。写作者认真思考往往是为了寻求文明的终极意义。从整部文集的文字可以看出,梁恩明在写作和思考时并不作状,更不矫情。他不追求语言外在的柔和光泽,也不规避对于平庸琐细的如实呈现,却能于平静处起波澜,在曲折中现跳脱,这是袒露着的情感和沉思的需要。

他的文字时而简单朴实,时而汪洋恣肆,时而顿挫沉郁,时而幽默佻达,但字里行间总透着一种灵魂步入自由之境时才能达到的自如潇洒。灵魂的张扬使得文字才能张扬,内在力量溢于纸面。这种文字间的力度是控制的力度,是精神的力度。

《人生逆旅》里的所有文章各自以其独特的香与色动人地摇曳在那里,现仅拈出其中我以为堪称“诗眼”的部分与诸君共赏。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直逼灵魂的写作正是梁恩明文章的枝干,也是他写作的活水源头,正如春光到处柳丝金线、嫣红姹紫,笔下一片生机。

2013-11-27 □廖全京 1 1 文艺报 content12560.html 1 直逼灵魂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