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乍一听这个词，还真觉得有点儿瘆人。都什么年月了，还要受折磨？这位是够惨的。实话跟您说吧，那位备受折磨的人就是我，而那折磨我的人，是我楼上的邻居王教授夫妇。

说起王教授夫妇，这老两口儿在邻里之间的人缘特好，印象之中，就连最刻薄的孙婶那张刀子嘴里，也没吐出过半个埋汰他们的字儿。王教授今年70挂零儿，个儿不高且精瘦，戴着一副窄框的金丝边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对小眼睛闪出矍铄的光亮，透着股精干和智慧。虽然谢了顶，但额头两侧的银发梳得溜光水滑，一丝不乱。平时总爱身着一件剪裁合身的灯芯绒休闲西装上衣，下配暗花格子的西裤，黑色的三接头拼花皮鞋，里外都透着儒雅。

再说教授夫人沈太太则生得人高马大，穿着平底鞋也比王教授高出半头。沈太太保养得很好，快70岁的人看起来像30多岁的。浓密的头发总是染得漆黑并烫出好看的卷儿，一张圆脸总是抹得雪白，看上去显得慈祥又可亲。沈太太最爱穿的服装是旗袍，我觉得眼下很少有女人把旗袍再穿出曾经的风韵，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可沈太太行，旗袍穿在她略显丰腴的身上，还真有股子百乐门的味道。最好看的是王教授夫妇一起出门，两个人挽着手臂相互依偎着，嘴里操着吴侬软语，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悠闲地散步，让人活脱脱地觉得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

就这么一对儿可亲可爱的老人家，怎么就成了折磨我的人了呢？话还得从我送他们的那两张演出门票说起。一位老友知道我爱看比才的歌剧《卡门》，于是托关系帮我搞了两张票。本来想和夫人一起去看，但恰恰赶上我要去外地出差，而夫人一个人又没有兴致去看，于是我借花献佛，把门票送给了王教授夫妇。

在外奔波了一个礼拜，终于可以返京了。由于飞机延误了5个多小时，搞得自己心烦意乱。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进了家门，扔下行李箱，一头就栽在了床上，当时的感觉就两字儿——舒服。在我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听到脑瓜顶儿上炸了一声闷雷，让我的心脏好像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儿，血压至少升到了160。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捂着胸口四处张望，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听到从天花板上由远至近传来了好像擂鼓的声音，其分贝之高、低音之强，震得床头柜上的小摆件随之摇晃。“哪儿来的鼓声啊？”再仔细一听，不对！这是楼上有人使劲跺脚的声音。按说王教授夫妇平时安静得不得了，掉根针在地板上都能听见。可今儿这老两口是怎么了？我正琢磨着，天花板上又传来了令人揪心的惨叫。怎么去比喻这声音呢？就好像公鸡被踩了脖子后发出的哀鸣，这声音忽高忽低，成螺旋状往高音区盘旋。再仔细听下去，隐约觉得这叫声里好像含着某些旋律，而且好像是用某种语言在惨叫。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有人在唱歌，只是因为唱得太过难听，所以让我觉得好似踩了公鸡脖子。出于好奇，我支棱着耳朵继续听下去，终于听出点儿眉目，原来是王教授夫妇在对唱卡门歌剧中的片段《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楼上的老两口儿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演出才告一段落，谢幕时还不忘再跺上几脚“闷雷”。我头晕目眩、周身大汗，两个耳膜嗡嗡作响。我靠在床上，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11点30分了。

长话短说，一整夜相安无事，不禁暗中庆幸。抬头看了看挂钟，早晨5点59分，心想反正是周末，不妨再眯个回笼觉吧。念头还没落地，就听到楼上扔下了一连串“闷雷”，随即那揪心的歌声又再度响起。

夫人一个驴打挺坐了起来，瞪着睡眼蒙眬的双眼，嘴里嘟囔着：“什么时候改成一天两场了？”

缪 惟 图/文